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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第1页）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延续千年的书院教育是其最具特色、最有成就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书院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千年历史过程中，长江流域一直是全国的重心，引领着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建设潮流。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从而使这个地域的书院及文化均得到蓬勃的发展。

一、长江流域书院的历史发展概况

书院的兴起繁荣，成为唐、宋以后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同时，书院发展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就是区域性分布不平衡。具体来说，一改中国古代历史以黄河流域为文化教育重心的现象，长江流域成为书院兴旺发达的丰厚文化土壤。无论是考察书院的源起，审视其发展的数量、规模和办学的成绩，长江流域的书院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域。

这里，我们拟对长江流域书院群崛起的现象作一个粗略的勾画，以从整体上鸟瞰这一独特的文化发展景观，并对这一文化教育现象作一个初步的解释。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是在唐、宋时奠基的。从书院的萌芽，到书院的形成和最终定型，其过程主要发生于长江流域一带。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民间的文化教育组织，最初萌芽于唐中叶至五代之时。尽管这批早期书院的性质、办学规模以及具体的制度、教学活动等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从这些最早称名“书院”，包括它们的读书、讲学、论文、藏书、著书等与“书”有关的文化教育活动来看，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并且初步具备了完整书院形态的一些特点。

书院与长江流域有着不解之缘，这在书院萌芽时就已体现出来。唐中叶以后，中华大地就开始星星点点地有一些书院萌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初萌芽的书院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据我们从全国的地方志中搜集的唐五代时期萌芽、称名的书院中，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省。

除了上述省区，另加上历史上作为文化重镇的陕西、河南有几所书院的记载外，其他省区的地方志均不见有此类早期书院的记载。可见，在书院的萌芽方面，长江流域和向来是文化重镇的黄河流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充分反映出长江流域在书院萌芽期的重要性。

同时，在长江流域的一些早期书院中，还有一些明确的讲学活动的文献记载。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系唐代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幸南容（746—819）为鼓励本族子弟读书求仕而创。据其后裔幸元龙所作的《桂岩书院记》云，幸南容“昔尝卜此山，开馆授业”（江西通志，卷八一。光绪七年。）。这种聚徒授业的教学活动，实开辟了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再如，江西德安的东佳书院，系唐代义门陈衮所创，该书院“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江西通志，卷八二。光绪七年。）。此外，像江西吉州的皇寮书院、福建漳州的松洲书院、湖南衡山的邺侯书院和石鼓书院等，史志上大都有读书讲学的记载。

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宋初官学不兴，书院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不再像唐五代时期那样，主要是个人读书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讲学的教育活动。北宋时期的书院基本上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正规学校。这里既有专门主持教学、管理行政的山长，也有规制化的讲堂、斋舍、祠庙、书楼，同时还有一定规模的藏书等。这样一种正规、完备的教育组织，虽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但同时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风行全国。

在北宋时期这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中，长江流域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书院初兴的发祥地。北宋时期创立书院最多的省份主要是江西、湖南、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四川、安徽等长江流域的省区。可见，唐五代出现书院萌芽较多的省区，到了北宋时期仍是书院发达的地域。相反，向来是人文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虽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比起长江流域来说，则逊色不少。如河南虽然是北宋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但是该时期河南所创办的书院也只有10所，这和长江流域的许多省区差距明显，如江西有39所，浙江有32所，湖南有12所，福建有12所。至于黄河流域的其他省区创办的书院则更少，如河北3所，山西4所，山东7所。可见，如果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书院数量作一粗略的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完全处于不同的地位。

与此同时，北宋时期所创办的著名书院，也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一带。如湖南就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办学规模大，影响甚显。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因此还受到北宋真宗赵恒的召见，并得到赐书、赐额的待遇。石鼓书院因办学影响大亦受到朝廷赐额。故而，湖南的岳麓、石鼓两书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江西的著名书院亦很多，如白鹿洞书院就受到朝廷赐九经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另外，江西还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包括南丰的华林书院、安义的雷塘书院、南城的盱江书院等。有人将江西的华林书院、东佳书堂、雷塘书院称为江西的三所名院。其中华林书院在宋初影响最大，四方游学之士甚众，不仅受到朝廷的赞扬，还赢得许多名人学士的题诗，对书院赞誉有加。此外，像江苏的茅山书院、浙江的稽山书院，均是北宋时期的著名书院。当然，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山东有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它们或因办学规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而名列宋初四大书院或著名书院。但是与长江流域的著名书院相比，其兴办的规模和影响仍为逊色。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原地区几乎全部被金兵占领，作为民间新兴的书院教育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除个别地方外，中原地区再也难觅书院的弦歌之声。相反，江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则推向了一个新的**。长江流域各地纷纷创办书院，在数量、规模上均超过北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书院教育与理学思潮的一体化。也就是说，这段时期积极创办、主持书院者主要是活跃于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理学家们。他们往往在书院中标榜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发表自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利用书院展开学术研究。同时，在关于书院管理制度、办学特色方面也都出现了一些新的风貌。应该说，到南宋时，书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并影响以后达数百年之久。

当然，南宋时期书院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中。我们可以从“南宋四大书院”来理解这一问题。“宋初四大书院”通常是指北宋的四所著名书院。这四所著名书院或者是指长江流域的岳麓、白鹿洞、石鼓三所，黄河流域的嵩阳一所；或者是指长江流域两所（无石鼓），黄河流域两所（增睢阳）。可见，作为京师之地的河南在兴建书院时尚有一定地位。但到了南宋时期，所谓“南宋四大书院”则均在长江流域，清学者全祖望说:

自庆历修举学校，而书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则仿嵩阳、睢阳，南方则仿白鹿、岳麓，莫之与京，是之谓四大书院。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荡，二阳鞠为茂草。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全祖望。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鲒埼亭集外篇，卷四五。）

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而岳麓、白鹿、丽泽、象山四所书院则崛起于长江流域，成为“南宋之四大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书院均有名师主持，张南轩主岳麓，朱熹主白鹿洞，吕祖谦主丽泽，陆九渊主象山。由于他们四人是南宋理学思潮四大学派的宗师，所以这四大书院又成为当时名声显赫的四大理学学派的基地。

由于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书院均与理学思潮结合，随着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宋理宗之后，理学的地位得到朝廷确认，书院则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长江流域几个书院发达的地区，如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四川等，每个地方的书院都多达数十所，可见这种以书院为代表的教育体制在南宋时期的长江流域已经完全确立。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

唐、宋只是书院教育制度的萌芽、成长、定型期，长江流域成为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丰厚土壤；元、明、清则是中国书院的发展及普及时期，而长江流域更是书院普及发展的基地。总之，长江流域各地书院的数量、规模、影响均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域，保持了长江流域书院建设发展的优势地位。

元代的书院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普及，故而才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这种推广和普及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的力量。元代书院中相当多者仍保留了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这一特点，大量不愿仕元的宋代遗民主要是通过在民间创办书院以从事独立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一带，在宋代就有许多由理学宗师创办、主持的书院。具有强烈道统意识的儒家学者或是恢复原来的书院，或是新建书院。如理学发达的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的许多书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恢复起来的。加之元代当局对这种民间兴学的热忱并不制止，反而是鼓励。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元史·选举志。元代有许多人不仅出钱资助那些“先儒过化之地”的书院，还积极捐钱捐田创建新的书院。在元人文集的书院记中，有大量民间捐田建书院的记载。元代政府亦对这种民间的个人行为予以表彰，如退居故里的千奴，他“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有司以闻，赐额历山书院”（元史·和尚传，附千奴传。）。

其次是官府对书院教育的大力扶持，亦使书院能够得到较快的推广和普及。元代所建的第一所书院就是由朝廷所建的燕京太极书院，这表现出元政府对书院教育的承认，亦对以后的书院推广政策开了一个先河。此后，各级地方官府纷纷效法，官员们纷纷在自己的治所建设书院。长江流域的大量书院就是由地方官员主持、地方财政创办的。如浮梁的绍文书院、吉州的白鹭洲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婺源州的晦庵书院、南康的白鹿洞书院、青田的石门书院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主持修复或修建的。为了保证书院教育的建设发展，元政府还对书院的管理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最重要的就是把主持书院教育的山长列为朝廷命官：凡州县书院的山长与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由礼部任命；凡各省所属书院的山长，则与所属州县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授命。另外，书院的生徒也与官学的学生同等对待。“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元史·选举志。）。这些政策，虽然导致书院官学化程度的加强，使书院失去了原有的特色，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使书院得以推广和普及的作用。

民间和官方共同努力，是明、清时期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民间士绅对书院教育的极度热忱和向往，他们普遍将资助、创办书院看做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与“兼善万世”的历史功业，故而往往将最大的热情倾注在书院建设上。另一方面，官方虽然对书院自由讲学有所限制，但对书院在发挥基础教育、精英教育及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亦是肯定的，故也倾注力量对书院加强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以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标。

在这股关于书院的推广普及的热潮中，长江流域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根据地方志、书院志及文集等文献记载，元代书院共有296所，而其中建置于长江流域诸省的书院则占了68%。它们主要分布的省区为:江西（94所）、浙江（49所）、湖南（21所）、福建（11所）、湖北（9所）、江苏（10所，其中包括上海的4所）、四川（5所）、贵州（3所）。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所建置的书院分别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参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55。）。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书院建置仍是非常繁荣发达的。尽管元代建都于北方，元政府又十分重视书院，在燕京建立了第一所书院，同时在南方诸省搜罗、邀请了不少名儒，但是，北方的书院教育仍然远远落后于有着深厚文化教育根基的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书院教育的推广与普及在全国遥遥领先，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由于民间、官方的共同努力，明、清两代的书院在成倍地增加，书院的设置更趋普遍化，几乎每个府县都创办了书院，文化教育发达的州县的书院更是达到数十所之多。另外，许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纷纷创建书院。在这种书院教育全面推广、普及的过程中，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保持了兴旺发达，并引领书院发展的时代潮流。从书院建置的数量统计上可以明显发现，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书院建置数量，在全国一直是遥遥领先的。

二、长江文化的发达是长江流域书院崛起的历史条件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书院的崛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当时长江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唐、宋以降，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能够萌芽、兴起、发展及全面推广，并总是居于全国的先列，离不开唐、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

古代书院兴起于唐、宋，这恰恰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并最终完成的历史时期，所以，探讨书院教育为什么会是长江流域为盛，这都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文化崛起的大背景直接相关。

尽管现代考古学材料不断证明，从远古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是十分发达领先的，但是从青铜器时代的夏、商、周三代到秦汉之时，长江文明落后于黄河文明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参见叶书宗等。长江文明。前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但是，自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华文明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不平衡格局。西晋时期发生的永嘉南迁，导致一个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由北向南的移民**，其直接结果就是推动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从唐代开始，长江流域经济不断发展，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了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趋强，其文化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两宋，长江文化在不断地发展，并且完成了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转变。

唐、宋时期，长江文化的持续发展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列举几个主要条件，以阐述书院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

（一）士人社会的发展

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士人社会与书院教育有一种很强的互动关系：士人社会的发展，必然通过积极地创办书院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文化的关怀；书院教育的发达，又可以培养、再生新一代士人。长江流域的书院之所以那么发达，其重要的条件是唐、宋以后这个区域的士人社会发展得很快，由于士绅的社会力量，终于推动着长江流域不断兴起一个个创办书院的热潮。

唐中叶以后，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发展从多方面体现出来。如有人统计《新唐书》中列入《儒学传》、《文艺传》的人物，其籍贯可考的有122人，其中唐代前期有81人，南方人氏占27人，占总数的33%；后期共41人，南方人氏占23人，占总数的56%。另外从唐代进士人数的地理分布也反映了这一问题。据统计，在安史之乱以前，唐进士及第的总人数为275人，其中来自长江流域的仅有68人，约占总人数的25％。安史之乱以后，全国进士及第人数为713人，其中来自长江流域的人数达407人，占总人数的57％（参见赵文润。隋唐文化史；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引自叶书宗主编。长江文明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23—224。）。

可见，无论是从《新唐书》中列入《儒学传》、《文艺传》的人数，还是从唐代进士人数的分布来看，唐代后期长江流域的士人社会均呈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而书院的萌芽也恰恰在唐中叶以后。长江流域的书院能够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确是由于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发达，它们构成了书院形成与发展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学术思想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