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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第1页）

“啊？座山雕？”王同山这才发现迎上来的几个人，原来都是几年前他在哈尔滨逃往佳木斯时的患难朋友。其中不但有绰号“座山雕”的北方扒手，而且还有让王同山想起来就厌恶的“大包牙”和“小老疙瘩”。王同山想起当年他在双鸭山的不辞而别，忽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忙对几只“东北虎”笑了笑说：“没什么没什么，当时我也是无路可走，所以难免作些不仗义的事，请各位多多包涵。”

“大家都不要说这些了。”王瘸子就像这群扒手聚会的头领，在大殿中央一挥手说：“今天咱天南海北的弟兄凑到一起，就就是一种缘份。本来咱们偷包在哪儿都可以偷，为什么一定要到洛阳来偷？就是想让各路哥们聚上一聚，当然，大家伙也不能白来一趟，一会儿哥们都到前院去逛逛。哪一个是真老包，哪一个是假老包，可都要在这儿显示显示了。如果这么多人里你摸不到钱，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王瘸子一声令下，刚才还集聚在大殿里的几十个扒手小偷，都一窝蜂似地冲出了大殿，一个个就像在荒野深山困居多时的饿兽，这时都旁若无人地冲进了前面那片象征着明丽、艳美、富贵、高洁的牡丹花海，开始了大肆行窃。王同山万没有想到王瘸子的所谓切蹉交流经验，竟然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凑在一起的弹冠相庆和相互吹捧。而比试偷盗的技艺则是恶魔入海一样的四处偷包扒钱。他从心里对这种洛阳花会充满着厌恶与反感。

事过若干年后，当年在洛阳参加这次所谓“洛阳扒手大集会”的当事人王同山，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所谓洛阳花会，其实就是一些各地的贼都到洛阳来偷盗。其没有真正开会，大约有三、五十人左右，彼此互不服气。当时我见情况不好，当即就和高小梅等人连夜离开了洛阳，我在那次花会上扒了七个包，得了一千多元。王瘸子扒了十几个包，据说他得到一千四百多元。有人还把谁扒多扒少排了名次，听说给我排了第四名。………”

王同山与王瘸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王同山不但精通扒术和善于拢络小扒手，而且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还能读书和写文章。所以他是扒手之中十分机灵敏感的人物。当他看见王瘸子在洛阳牡丹花会上如此放肆地煽动蛊惑各地小偷在牡丹节上大偷特偷的时候，王同山就已经猜测到王瘸子必然大祸临头。因为他在牡丹花会上已经隐隐察觉到，随着他们这群扒手在中外宾客中偷窃活动的加剧，早已引起了牡丹花会主持者和当地公安机关的高度注意。因此王同山偷了几个包后，曾经暗示王瘸子等人尽快结束这种放肆侵害中外游客的集体偷盗行动，劝他最好马上离开洛阳。可是利令智昏的王瘸子当时哪里听得进王同山这冷静的提醒。仍然不遗余力地指挥一伙扒手继续在白马寺和关林这些牡丹盛开、客人云集的地方趁乱偷窃。结果就在王同山和高小梅等人离开白马寺不久，当地公安机关派出了大批警力，很快就控制了利用牡丹节在几个场合同时疯狂作案的各地歹徒。疯狂一时的山东“贼王”王瘸子，就在洛阳警方发起的围剿中当场落入了法网。

王同山这只漏网之鱼带着侥幸和庆幸，连夜逃离了古城洛阳。

尽管王同山依然憎恨王瘸子，尽管他对那些在牡丹花会上匆匆见面的各地扒手同类，在心里怀莫明其妙的反感和戒意，尽管他具有一定的反扒窃能力，可中他仍然决定及早退出牡丹花会并且当即果断地中止了在洛阳的犯罪活动。

可是，尽管王同山已经快速地逃出了洛阳，并不等于王同山等人自此断绝了继续作恶和扒窃的欲望。就在当天晚上向上海飞驰的列车上，王同山和同伙高小梅、马岳生、毛子、刘阿根、高海林和丁锋等人，仍然把在洛阳牡丹花会上没有一纵为快的偷窃之瘾，又在这列火车上疯狂地加以实施。他们十几个江南扒手就在这列火车的19节车厢里，各自寻找不同的袭击目标，不断把罪恶的窃手伸向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旅客。当夜他们在这列火车上又偷了许多钱，挽回了一洛阳没的满足的贪婪之欲。这才结束了他们这次中州偷盗之旅。

王同山就在返回苏州的第四天，就被当地警方发现，于是他第一个落入了落网，并被送回了小茅山劳改农场。从此长达两年多的流窜盗窃活动方告一段落。王同山在农改农场里又一次受到批判，不过这时的批判已经不再像“文革”期间对逃跑者施以群众性的武斗与加戴铁镣子等重刑。由于江青等“四人邦”的一举粉碎，小茅山也像全国一样逐渐恢复了法制化管理与井然有序的政治思想教育。王同山虽然是一个多次逃跑和越狱的“惯犯”，可是他也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的逃走、逮回、再逃走、再逮回的反复过程，才深刻地体会到政府对他这样屡教不改的人所给予的教育与恩惠。

洛阳牡丹花会的半年后，王同山在小茅山农场里忽然听到罪大恶极的盗窃惯犯王瘸子在山东伏法的消息。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枪毙王瘸子的新闻后，内心的震动很大，当天王同山就向他所在农场“革委会”递交了一份检查报告，主动揭发自己和当时随同他一起前往洛阳参加这次由王瘸子组织的扒手大集会内幕。王同山在检查报告中还特别对自己在洛阳牡丹花会前后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认真深刻的检查和交待。王同山这次幡然悔悟，是对他几年来逃跑生涯的一个检查和总反省。一些与牡丹花会相关的犯罪事实，在他从洛阳回到小茅山农场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几乎没有触及。特别是首犯王瘸子在山东服法之前，他对于与此相关的许多同案犯在洛阳的活动都没有作认真的交待。如果王同山本人不主动对自己在洛阳牡丹花会上的问题作自我检讨和自我揭发，恐怕小茅山农场始终也不会察觉王同山等人的上述罪行。王同山在小茅山农场对自己多年来在外地流窜作案的检查报告，说明他在粉碎“四人邦”以后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认真的反省，多年迷惘的罪人也开始了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