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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廖瓦舅姥爷85岁，是位典型的俄罗斯犹太老爷爷--个子不高，性格倔强，耳朵有点背，但头脑灵活，博闻强记。&ot;无论你想知道什么事，尽管问我好了。&ot;他骄傲地说。

&ot;他会告诉你他应该告诉你的，也会告诉你他不应该告诉你的。&ot;他的女儿阿尼亚笑着说。他的确如此。

廖瓦舅姥爷给我上了一堂奥尼库尔家族在白俄罗斯时期的历史速成课。他知道每一个人在哪一年出生在哪一个犹太小镇。他还记得，我的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也就是他的舅舅基尔什和舅母切斯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什么时间从中国返回高尔基市与他们的孩子玛亚和亚沙团聚。孩子们在规模庞大的、新建的高尔基汽车厂找到了工作。奥尼库尔一家经常来莫斯科探亲。他们有时住在廖瓦家，有时住在切斯娜妹妹费佳家。

到了1937年，由于大清洗，这一切突然中止了。&ot;像所有从中国回到苏联的俄罗斯人一样，奥尼库尔一家人被以间谍罪逮捕。&ot;廖瓦舅姥爷说，&ot;刑法上有一条专门针对间谍罪，但我忘记是哪一条了。&ot;

&ot;什么？&ot;我惊叫起来，&ot;他们不是为了躲避日本人才离开中国的吗？&ot;

&ot;没错。&ot;廖瓦舅姥爷叹息了一声，说道，&ot;可是，不要指望那个政府讲道理。那是个强盗政府，恐怖的时代。不过至少，你曾外祖母切斯娜和舅姥爷亚沙幸运地活下来了。&ot;

从大伙儿的谈话中我得知，除了廖瓦舅姥爷22岁的孙子沙沙之外，出席阿尼亚晚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切斯娜和亚沙母子。阿尼亚回忆起1957年切斯娜去哈尔滨探亲时带回来的礼物--送给她母亲的黑绸睡衣和睡裤、带镜子的粉盒，送给她的是一个小手提包。因为亚沙和加里娅没有孩子，他们就把阿尼亚当成自己的孩子特别疼爱。后来，阿尼亚和丈夫还去里加探望过他们。

第18节：里加的&ot;宝藏&ot;（10）

&ot;阿勃拉姆的情况怎样？&ot;我问廖瓦舅姥爷，&ot;你见过他吗？&ot;

&ot;没见过。他没来过高尔基市或莫斯科。他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学习过，后来被招募到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部门。&ot;他眼睛眨也不眨地说，&ot;后来，他们指控他是日本间谍，就把他枪决了。强盗！&ot;

&ot;什么？&ot;我大舅姥爷是苏联间谍？我简直不敢相信。

可是仔细想想，为什么不可能呢？阿勃拉姆一直是苏联公民，为苏联内务部工作不是什么罪过。正如美国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自己也曾为澳大利亚情报评估机构工作并且认识情报部门的人一样，难道为苏联内务部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ot;阿勃拉姆为苏联内务部做什么工作呢？&ot;我天真地问廖瓦舅姥爷。&ot;我怎么知道呢？我从来没见过他。&ot;他回答道，&ot;即使见过，他也不会告诉我。&ot;

我把在里加从加里娅那儿拿到平反证的事和在联邦安全局与弗拉基米尔会面的情况告诉了这些亲戚。&ot;你曾外祖母切斯娜为了证明亲人们无罪到处奔波，&ot;廖瓦对我说，&ot;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她从不放弃。&ot;

&ot;也许联邦安全局会就这些事情给我提供更多的信息。&ot;我满怀希望地说。

&ot;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看一看。&ot;廖瓦舅姥爷引用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他目睹了太多的风云变幻，不会轻易相信什么。&ot;那些同志们也许学了点儿新的工作作风，但我不相信他们骨子里会有多大改变。&ot;

3天以后，我返回正值雨季的金边，注意力迅速转移到把先进的国际通讯设施引进到一个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面前有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各类需要进行的谈判，于是，短暂的莫斯科之行仿佛变成遥远的过去。

不出所料，我们从联邦安全局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几个月之后，想到怀尼夫妇在莫斯科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便打电话给奥尔加，问她有没有从联邦安全局听到关于奥尼库尔一家人的消息。一无所有。我们看法一致，到了催促一下新克格勃同志们的时候了。

奥尔加按照弗拉基米尔留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时，又受到前苏联式的搪塞--没有人愿意主事或负责。&ot;是的，我是弗拉基米尔&iddot;尼古拉耶维奇。不，那天我只是在办公室值班罢了。我没有处理过任何这类的问题。你给9219627打个电话，那儿是值班室。&ot;

&ot;是的，03214号案件于7月21日交给维克多&iddot;阿历克塞耶维奇处理了，但他现在正在医院。也许你可以给叶芙金妮&iddot;尼古拉耶维奇打个电话，号码是9211697。&ot;

第19节：里加的&ot;宝藏&ot;（11）

奥尔加不停地打电话，终于引起了某种反响。

1992年12月，几封写给我的&ot;代表&ot;布雷德里的信寄到澳大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时值圣诞节和元旦假期，而且怀尼夫妇已经回到悉尼，信件又通过外交邮袋寄送，几个月以后才到达悉尼。奥尔加打电话到金边，告诉我这一消息，并把最重要的几份文件电传给我。但柬埔寨那时政治动荡，正处于选举前极度混乱的状态，我无力分心。几个月以后，我回到悉尼，收集整理文件时，才有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信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