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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场里再也没有人敢对伊斯特·德比基的要求提出任何争议。即便是世界上最讨厌她的人也要承认，伊斯特·德比基身上具备了一个天才艺术家所需要的全部特征。她非常聪明，创意十足，卢辛·巴拉德之后也不甘不愿地说过“在和我合作过的那么多导演中，她是最聪明的一个”，有时候一天之内，她能提出一百个新的点子和创意来，但她也对自己要求严苛得惊人，同样在一天之内，她又能否决掉一百零一个提出来的点子。她作息极其规律，连带着整个剧组也是如此，除了要拍夜戏的那几天，她基本上天天晚上九点结束工作，然后十一点睡觉，第二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工作；她仔细地安排剧组宝贵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人闲着，整个片场在她的治理下如同最精密的仪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她特别爱用便条吩咐事情，每天她会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写各种便条，上面的要求千奇百怪：比如，有一天，在他们在拍摄圣洁的女儿卡琳被奸杀的镜头前，塔里收到了一张让他去查一查瑞典生长哪几种雏菊的便条，并且要求他观察每一种雏菊在风中的形态有什么不同。他对这匪夷所思的要求大伤脑筋，虽然苦思冥想几天后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一直搞不懂伊斯特想知道这件事干什么。直到正式开拍这一场戏时，他才发现卡琳倒下时飞扬的纯白裙摆被经由伊斯特收到便条后特别处理飘动的弧度像极了雏菊在风中飘摇的姿态，和剧本上提示的“卡琳像雏菊一样倒下”完全吻合，他心头大震，看着终于露出满足笑容的伊斯特·德比基感到敬佩之极。她会提出很多难懂的要求和描述，塔里一直觉得伊斯特·德比基有某种伟大诗人才具备的通感能力，她给剧本做的备注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上面那一句“像雏菊一样倒下”外，被剧组成员当作费马大定理一样翻来覆去私下研讨的还有一句——“梦想家一样的站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你如果拿这些自己都觉得很蠢的问题去询问伊斯特的话，她丝毫不会不耐烦，而是会非常耐心地用许多故事和知识来像你讲述她是怎么得出这些描述的，你能深刻感受到她贵族学者一样的气质——礼貌、不厌其烦、好脾气地解释你的问题，直到你弄懂为止。这种态度拿来对付韦恩斯坦这样暴脾气的制片人简直轻而易举。当他们事无巨细地仔细工作两年多后，韦恩斯坦来到片场催工。伊斯特·德比基一条一条地向他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片子还没有完工，为什么这些花的时间是有必要的，噎得韦恩斯坦在这个问题上挑不出什么错处，他又不忍心向她撒气，而片场的工作人员在德比基殿下的挑剔下更是井井有条得让他一点茬都找不出，他又气又发不出火，这样糟糕的情绪被瑞典恶劣的气候一催化最终让他住了半个月院，一出院他连夜搭飞机回了洛杉矶，再没催过他们了。“第三条，想象自己在做梦。”那天，经由她饱满的嘴唇吐出的，是这样最后一条原则。他正苦恼于怎么让底下的众多助理导演乖乖听话，他们会乖乖听德比基殿下的，可是面对他，那种欺软怕硬的本性又显露出来了。“我该怎么办？他们老是拿’这个做不到’’这个不符合常理’这样的话来搪塞我，我真是受够了，简直跟打仗一样。”再一次共进早餐时，他叫苦连天。伊斯特用手指梳理着缎子一样的金发，闻言微微眯起眼睛，冲他微笑：“这样吧，你告诉他们，想象自己是在做梦。”“这太天马行空了吧！”他不可置信地说。“试试吧，克拉克，试试。”她的笑容更大了。那天中午他再和她见面，已经完全拜服了。“天哪！你是对的！只要我和他们一说做梦的事情，他们就跟被解放的奴隶一样，全部都明白了！”他激动不已。而伊斯特则只是冲他眨了眨眼，再没有多解释什么了。要说和她工作的三年中，最困惑他的是什么事情，那必然就是伊斯特·德比基这个人的矛盾特性了。当她用她那情意绵绵的碧眼看着你时，你会觉得自己面对的是这世界上最纯洁、情感最充沛的人，拥有最纯良的天性。但是有时候，这个人对待事情的果决冷酷会让你悚然一惊。他还记得他们是如何呕心沥血地给每个场景设计配色，奶油色的裙子做了几十条，就是为了最好地衬托女主角淡粉色的皮肤，伊斯特在三年多的拍摄历程中唯一一次情绪化的时刻就是花了一周还是找不到那种绝妙配合翠绿色草坪的棕色靴子时摔了一个杯子。他们为了色彩的美丽几乎榨干了每一个审美细胞，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没有辜负他们，内部试映在大屏幕上那种无上和谐的美感几乎让人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