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为以下研究分析工作提供了依据:(1)选择历史上兵器的重大发展,供专门性的分析研究;(2)将兵器的杀伤力跟兵力的分散配置及机动性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
19.对军事统计资料,应进行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充分利用那些往往被人们忽视了的大量试验数据。
20.历史上战斗的杀伤力、兵力分散率和预备队的机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来验证现行的或拟采取的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核战争部队的作战条令,能否经得住战场考验的问题。
21.要将战术核武器写入实用的军事条令中去,困难很大,有三个重要的人的因素值得认真考虑,即士气、生存能力和核战条件下的军事指挥。
22.必须进一步考察以往战争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以便深入了解未来战争中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23.必须认真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在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里的中级人员中,促进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24.在人类军事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跟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在一些胜负难分的战役和伤亡率很高的战斗中,这种不平衡显得更为突出。它多半反映战争中兵器跟使用兵器的方法和战术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协调。近代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的典型例证。
25.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过六个重要的战术体制,它们的兵器和战术配合得十分协调,它们只付出了很小的伤亡代价,却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这些体制是:
约公元前34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军事体制
约公元前200年古罗马的西庇阿和弗拉米尼纳斯军事体制
约公元1200年蒙古的成吉思汗军事体制
约公元1350年英国爱德华一世、三世和亨利五世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800年法国拿破仑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940年的德国闪电战军事体制
26.很明显,上述六种军事体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部分原因是出现了军事天才和其它的一些历史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从年代上看,这六个军事体制可以分成三组,每组中的两个军事体制相隔140至150年,第一组跟第二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1500年,第二组跟第三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600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历代战争中兵器跟战术之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情况,有必要对这些军事体制的周期性关系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建议
1.为了更好地吸收未来的新兵器,必须根据战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条令的发展变化,全面考察当前美军的作战方法、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考察的重点是军事预算、组织机构、现行手段的利用以及新的手段的开发,以保证平时和战时能进行最充分的兵器试验和评价。
2.必须设法开发具有创造精神的军事人才。
3.必须对军队的战情处理方法进行严格的考察,做好体制分析,确保不断获取、处理、存贮、检索、分析和公布有关作战效能的数据和结果,并及时提供给有关的参谋人员和各级指挥官。
4.必须大力加强基础性研究,促进新兵器的发明、采用以及它们被新的战术、编制体制和条令的吸收。我们无法得到有关德军总参谋部实际工作效能的官方研究结果,但它是发展现代军事实践的关键因素。有关历代重大战术进步和兵器杀伤力提高的学术性专著,为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制度并提出建议,提供了材料上的依据。
5.美军应该象现在鼓励人们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提倡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军事参谋机构和制度。
6.必须着手研究更好的数字化方法,用以表示军事经验及有关统计资料,努力探索新的数字化分析手段和理论。
7.必须研究人的因素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重点研究战术核战争条件下的士气、生存能力和军事领导等方面的课题。
8.必须对军事行动中的文化智力因素,特别是战争中心理因素对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所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广泛的多学科的考察研究。
9.必须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如可能,应在全国各军兵种之间开展教育),以增进目前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包括军职和文职)里中级人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10.必须根据新技术的发展和&ldo;基本的作战原则&rdo;之间合理的相互关系,通过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对未来战争作出预测。
11.必须对历史上那些兵器和战术取得协调统一的军事体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弄清协调统一的军事和历史上的原因和条件,以指导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取得兵器与战术之间更好的协调统一。(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