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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12〕，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13〕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14〕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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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屠介纳夫”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170页注〔5〕。“郭歌里”，通译果戈理。

〔3〕阿难陀印度斛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实叉难陀，印度高僧，武则天证圣一年（695）起在中国长安翻译《华严经》及其他佛经共十九部。鸠摩罗什婆（简称鸠摩罗什），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国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龟兹至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译经三百八十余卷。

〔4〕“柯伯坚”通译克鲁泡特金（t．d．e]pap_wxy，1842。保梗玻保砉拚义思想家。中国留法学生主办的《新世纪》周刊第八十七号（一九○九年三月六日）刊有他的照片，译名为“柯伯坚”。

〔5〕“陶斯道”《新世纪》第七十三号（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第七十六号（同年十二月五日）译载丘克朔夫的《我良心上喜欢如此》的文章，评介俄国作家“陶斯道”。从该文内容看，是指托尔斯泰（即文中的tolstoi），并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即文中的dostoievski）。

〔6〕六朝和尚指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的佛经翻译者。〔7〕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见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时报》，其中刊有一张照片，下注文字是“近日逝世之俄国社会改革家苦鲁巴金”，而照片却是身着军服的俄国将军库罗巴特金（即文中的kuro－patk，1848—1925）。〔8〕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文学家、书法家。唐伯虎（1470—1523），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黄三太，旧小说《彭公案》中的人物。〔9〕进化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r．dar，1809—1882）是这个科学理论的奠基者。

〔10〕相对论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本世纪初由德国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este，1879—1955）等所建立。〔11〕美洲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lobo，约1451—1506）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的。

〔12〕《流沙坠简》三卷，罗振玉、王国维合编。一九○○年、一九○七年，英国人斯坦因（a．ste）两次在我国新疆、甘肃掘得汉晋时代木简，偷运回国，法国人沙畹（e．chavannes）曾为这些木简作考释。罗振玉、王国维又把它们分类编排，重加考释，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等三卷。〔1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14〕沙士比亚英国戏剧家、诗人。参看本卷第43页注〔92〕。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2〕，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5〕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fèng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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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嗜痂之癖”病态的、反常的嗜好。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十载：“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病，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

〔3〕“放诸四夷”语出《礼记·大学》：“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四夷，旧时汉族统治者对我国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带轻蔑性的称呼。

放诸四夷，放逐到边远的地方。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3〕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

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

谨案小孩子略受新cháo，辄敢妄行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读原诗，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那里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4〕，当不以鄙言为河汉也。夏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5〕谨注。

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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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2〕胡怀琛（18861938）字寄尘，安徽泾县人。他也是本书《所谓国学》一文中所说的国学家和鸳鸯蝴蝶体作家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运动说：提倡新文学的人，意思要改造中国的文学；但是这几年来，不但没有收效，而且有些反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儿歌的反动，就是针对这种言论而发的。

〔3〕宝相花蔷薇科，花似蔷薇，朵大色丽。〔4〕胡怀琛曾把胡适《尝试集》中的一些诗，加以改削，重新发表。这里所说的夙善改削，即指此事。

〔5〕某生者作者署名某生者，含有讽刺当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的意思，因为这一派作者常有用生作笔名的，而且他们的小说多用某生者，某地人，家世簪缨，文采斐雅一类话开头，几乎成为一个公式。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2〕。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3〕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4〕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5〕，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6〕，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7〕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8〕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9〕，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