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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张宏堡（第2页）

大强子捡到了一毛钱交给了班主任老师，被老师表扬了，他得意的连路都不会走了。二狗子不屑的看着他，撇着嘴说：

“瞧他那幅德行！别以为别人不知道是咋回事。有啥好嘚瑟的？要是我家有钱我也会受老师表扬！”

“人家是学雷锋学王杰学得好，跟家里有没有钱有啥关系？”张宏宝不以为然的说。

“别以为别人不知道！啥学雷锋，啥拾金不昧，都是狗屁!我明白地看见是他自己丢到地上的钱，然后又自己捡起来的！”二狗说着，显然很气愤。

张宏宝听了吃惊的问：

“还有这么干的？”

“当然了，我都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二狗的义愤填膺，张宏宝不置可否。但是，老师布置的学雷锋做好事的任务，他这个当班长的也是必须要做的。

离着张宏宝家不太远，住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矿难中死了，女儿也嫁人走了，虽说也会回娘家来探望，但平日里经常是大娘孤零零的一个人。张宏宝几次主动上门去帮她扫雪，挑水。身体尚可的大娘虽说自己还能干，但心里也是感激，把张宏宝传扬的街坊尽知，学校听说了，把张宏宝大大表扬了一番，为此，张宏宝评上了市级三好学生。

做好事也引发了张宏宝心中的疑问，而且这个疑问只能是隐隐的，不能够说出来。疑惑的原因来自于这个老太太的邻居。

仅仅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住的也是一个老太太。但她远不是什么光荣家属，也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家属。有一次，张宏宝帮助孤寡老太太挑水，见那个‘地富反坏右’家属的老太太正在一歪一斜的挑着水往家里走，老人的腰已经很弯了，看样子几乎已再也架不起两桶水的重量。

“我应不应该也去帮助她呢？”

“好像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她是坏分子的家属啊。”

“我可不能因为帮助他而影响了自己。”

……

快放寒假了，可学校里各门学科的课程则越来越“边缘化”了，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平静安谧的学校开始躁动不安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开始。

夏天，边城鸡西竟也一点都不受地域的影响，也像全国的文革一样，扑面而来的热焰更炙烈得使人窒息。

先是市一中，然后是九中，接着各院校都组建了红卫兵组织，先是校长、老师们遭殃，接着，又开始将矛头对向了政府机关，公安局也被砸了，局长被抓起来挨批斗，最后市委市政府的书记和市长也被抓起来游街批斗。

刚进入八月的第一天，全市各中学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主席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学生开始戴“红卫兵”袖章。接着，全市成立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及其它群众组织。这一来就更热闹了，月底的时候，鸡西市委机关“红色造反团”和《鸡西日报》社“红色造反团”第一个“揪斗”副市长陈玉德、统战部长张涛，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同样是在八月底，鸡西市人委公布一批公社、街道、商店、学校、旅店以破四旧立四新为由改换名称，如鸡冠人民公社改名为红卫人民公社，红军路办事处改名为反修办事处等等。

日益变化的革命形势让意想不到从课业和考试的紧张之中“解脱”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初中生一时不知所措。张宏宝也有些发懵，每天看游行，看批斗，看大辩论，看斗殴等等。总之，应接不暇，不愁没有好看的。

街上更是精彩万分。走上了街头的红卫兵，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和力量将全市所有街面上商店的老招牌无一例外的砸了个稀巴烂——路牌被推倒，路名被更改，顿时，鸡西的老百姓一时无法分辨饭店在哪；商店在何处，哪儿是粮店、煤店……也难怪，所有店门上方都高挂着“毛主席万岁！”或“东方红”的匾额，所有的橱窗中展示的都是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画像以及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这陡然而来的千篇一律，让人们怎么能一下子分辨得出来呢？

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对张宏宝说：

“家里的米吃没了，你明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捎带买回来吧。也省的我再去了。”

“让弟弟去吧，明天中午我们还得听广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