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和外界绝大多人的偏见完全不同,主席对财团的存在其实相当的满意。至少那些投机者,修正主义者是绝对不会主动选择投身制度森严,党建严密的党组织的。他们在党组织内受到挫折,就会转投银行团门下。
不过实话实说,这些投机者和修正主义者在银行团也没有能够混出什么名堂来。银行团甚至比党组织还要反对&ldo;特权&rdo;。那些胆大包天,追求运营财富的家伙,最反对的就是&ldo;特权&rdo;。一个运营良好的经济体系不需要特权,银行团的制度构架,甚至连权威主义都反对。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是开放的,是清新的,是健康向上的。那些追求特权的家伙身上&ldo;散发的腐朽臭味&rdo;,在银行团很容易就被分辨出来,然后被撵出银行团的队伍。
总理领导的行政体系同样没有这些人的机会,至少这些人没有任何大显身手的机会。总理被称为&ldo;完美的男人&rdo;,在行政方面总理是不可能让那些宵小有什么可乘之机。
和历史上不同,总理现在根本没有那么错综复杂的局面要去应对。他仅仅需要管好政府和外交即可。总理手下的情报机构现在变型为外交部和廉政司,党和财团都没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意向。
最重要的是,共和国的国力能够支付给政府机构令他们满意的收入。公务员体制的监管之严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政府权限的缩小,分工的明晰化,执行的制度化,再加上总理对人情世故的通达,政府机构被治理的服服帖帖。
共和国修正主义者的巢窟在司法界。早在1951年,刘工贼就曾经在司法体系的帮助下,联合了中央各部门的修正主义者,蠢蠢欲动。结果更省省委书记联手对各省来了一次大整顿,刘工贼等人眼看得不到各省的支持,只好偃旗息鼓。但是那时代斗争的焦点在党和银行团,陕西众从来反对&ldo;刑非其罪&rdo;。所以司法领域逃过了一劫,现在党和银行团的纷争逐渐平息,司法界的整顿就排上了日程。吴三石去司法体系,就是这次整顿的第一步。
&ldo;大家都知道,司法界现在针对社会治安的恶化,提出了严打的办法。我觉得整顿社会治安更需要的是人民的配合。治安形势的恶化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问题,更是中国社会从农业体制进入工业体制,某种社会不适应的具体表现。&rdo;中央党校校长,中国土星共同体党委副主席马前卒说道,&ldo;所以党讨论的结果是,不能变成单纯的严打,而是要发动群众,对社会不适用的问题进行讨论。诸位同志可能看了最新几期的党报,有几位同志对反社会人格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读一下。&rdo;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同样也是历代很难实现的理想。由银行团提案的《共和国房地产发展计划》一经推出,在共和国各个阶层引发的冲击可想而知。
在这个计划当中,所有公民都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购买自己的房产。如果没有钱,还可以申请利息很低的房产贷款。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自然不会是没有限制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大致上的规定了每一个共和国成年公民,有生之年只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除去公民死亡后的自然财产继承之外,这套房产只能够和共和国财政部进行交易。举例而言,公民花2000块钱从财政部或者财政部委托的房地产公司购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可以继承,可以在以后的拆迁、或者购买新房当中置换同等房屋面积,但是,无论何时,这套房子所有者出售这套房子的价格都只有2000块钱,而且该房产交易的对象必须是财政部。
那些独生子女们在父母生前可以享受父母的两套房产,在父母去世后就必须选择出售这两套房产当中的一套或者两套。至于那些堂兄堂姐表格表弟想以继承人的身份继承房产,那是想都别想。
这个政策一经出台,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认同,人大拍板通过之后。计划立刻开始轰轰烈烈的执行。
1957年,共和国面临一个很微妙的局势,就业机会的充分化引发了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引发了投资和储蓄的增加。如果任由人民自由消费,对基础建设的拉动就非常有限了。
为了进行基础建设,国家圈钱的手段已经使用到了极限,除了再增发货币之外,已经没有更能够立竿见影的手段。银行团打房地产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
各大城市规模宏大的地下管线建设普遍完工。在共和国钢铁产量突破一亿吨大关之后,这个30年来一直位于重点投资的行业‐‐钢铁业,则逐渐出现了疲态。无论是机械制造业还是造船,需要的都是更加高品质的钢铁,普通钢铁的利润开始下滑。钢铁业如果想再创新高,就必须有更大的投资,有更大的需求,无论在品质还是产量上都要有全新的突破。房地产业就成了银行团的目标。
国家不求回报的巨额基础建设投入,现在也该到了收获的时代。城市化不仅仅能够让人民的消费和基础建设投资有效的结合,城市的发展同样可以提供更多服务业的空间,增加更多就业机会,也能够提供更多消费的机会。
通过城市化,给人民以未来的期望,城市化可以获取的利润更是空前的。国家增发的货币则可以轻而易举的被消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