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半岛战争,为王家的门头添了七块红色牌匾。但也为王家出了五个军官,五个前途远大的军官。
不是像王冉那样的后勤,除了王奕以外,其他的都是一线作战部队的。就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像王冉运气这么好。不仅能回国,而且还能留在bJ。
也是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最首先和王文武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票出现了。
在改革开启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调动起来,在和平的环境下,农业生产快速恢复,随后两年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到去年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同时,经济恢复工作也基本完成。
虽然粮食增产,但是粮食供应依然满足不了粮食需求,到今年夏秋季时,出现了首次大规模粮食供应危机。这次粮食危机的成因复杂。
有总量供求矛盾,是指“粮食不够吃”的总量问题依然没根本性改变。首先,长期战乱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以及税赋沉重,产生着历史遗留影响。
其次是开启大规模经济建设,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导致城镇、工矿区的人口大增,这些迁移人口原本在农村,生产粮食自给自足,但进城后就变成了粮食“净需求方”;此外,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经济作物种植区扩大,而那些种植经济作物或畜牧区的农民也变成了粮食的“净需求方”。
最后则是今年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灾荒,致使粮食减产,同时,受灾区的人需要救济粮。
但在王文武看来其实是粮食产量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粮食供给。虽然粮食连续几年都在增产,但由于农民以往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但现在能吃饱了,农村的消耗比以前多了。
再加上农民对手中余粮普遍存在惜售不卖的心理,主要是以往长期的饥饿状态让人产生强烈的储粮备荒危机感,当然也有还有一些人试图等待更高价再出售。
在农民对余粮普遍惜售不卖的情况下,粮店收购粮食量达不到预期计划,粮食供应来源不足,而城镇等需粮民众的需求量持续增加,粮店面临购少销多的粮食供应缺口问题。现在不少的粮店都出现排长队抢购粮食的情形。
有些粮商也发现国营的购少销多,死都要追求利润的人,怎么会放弃?于是便乘机囤购投机、哄抬粮价。
他们以高于国营收购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余粮,或者套购国营的粮食,然后囤积,等到国营出现脱销时,就以高于国营的价格出售粮食,从中赚取差价牟利。
而需要粮的民众,看到国营脱销、市场粮价上涨后,因担心粮食断供或以后涨得更高,于是便跟风抢购粮食,进一步加剧粮食供应。
在如此情况之下,解决的办法也很快出台。主要的就三点。
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生产粮食的农民应在交纳公粮之外,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将余粮卖给国家。
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即粮食定量配售政策。
三,禁止自由经营粮食。
率先践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城市,自然是作为首善之都的bJ。开始也只是印发了面粉购买证,居民凭证购买面粉。此后其他一些城市也陆续发行了粮食票证。
王文武知道这是一切的开始,到了后年随着对油料、棉花、棉布采取了和粮食同样的政策,因而,油票和布票也随之发行,粮票、油票和布票三者结合,标志着票证时代正式来临。
其实一切的开始,只是因为物资的极端短缺,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许多地方发生了饥荒。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迅速在主要城市实行以票证为主的配给制,对必需品进行按人按户的定量控制。或许一开始的设想票证制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等待经济好转后就取消,无奈经济情况从来就没有好到可以取消票证的程度,短缺现象一直严重。
至于另一个事情,则是和房子有关。中国迫不及待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工厂。随着工厂的建立,工人的增加需要更多的住房。
刚开始北京城里还有不少空房间。四合院里给一家人一两间房也能落脚。慢慢的,房子不够用了,哪怕并不是没有起新的房子。只是后来半岛战争起,更多的用到战争中去。
王文武家门口的红色牌匾,帮王文武挡了不少麻烦。至少最近没有四周其他住户一样,有街政府的人找上门来动员。但王文武觉得那天也不远了。
王文武把现在住的院子分成了四份。其中两份给两位新姨娘的孩子们,两位新姨娘也借此机会留在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