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着那双拖鞋,静了很久,她抿起嘴又缓缓松开:“没什么。”乔勉回到卧室,房间里有股不浓不淡的味道,程何钧没有坐在刚才的位置,他站到了窗前,点了一支烟,外面是万家灯火,明亮如星。这是他暴雪乔勉到达南站时刚过七点半,工作日的候车室内只坐了一半人,略显空荡。她拉着行李箱独自走到临近检票口的位置坐下。昨天下午她接到同事的一通电话,原本是两人同行去大连,但她家临时出了点状况,今天实在抽不开身,于是约好两天后在当地碰面,直接参加会议。这完全在意料之外。她默默看着手表,等待检票时间。手机在包里震了两下,是程何钧的电话。“上车了吗?”“还没,八点的车,应该快检票了。”“到了那里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嗯。”“九号下午回来?”“嗯,你来接我?”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笑:“希望我来吗?”“你说呢?”“好,我知道了。”乔勉挂了电话,脸上浮出一抹笑意。列车始发站是广州,到大连需要一天多的时间,乔勉在停靠站上车后发现里面已经有些脏乱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一条狭窄的走廊里穿梭,暖气将车厢内的各种气味蒸腾出来,令刚上车的人不禁皱眉。一经停下,原本死气沉沉的车厢嘈杂起来。乔勉一人坐进了靠窗的位子,车票是单位提前订好的,所以同事的位子自然而然空了出来,但她还是决定把一个不放贵重物品的拎袋扔在座椅上。不一会儿列车缓缓开动,她倚靠在窗边感到一阵困意,等待也是件疲累的事。车上的睡眠总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醒醒睡睡,也不会做任何梦。她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前排原本坐着一对中年夫妇换成了一对母子,穿着打扮都有些过时,母亲怀抱着三四岁的孩子正往她嘴里喂着零食。她看向窗外,列车宛如开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上,泛黄的杂草稀疏地斜立着,十分钟、二十分钟,眼前依然是这样乏善可陈的景象,而越往北走,天色就越发阴沉。直到下午两三点,车窗外开始飘雪。大约还有一个多小时能到达目的地,但乔勉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她抬头看了眼电子屏,红色的大字反复滚动,室外温度2c,时速每小时109公里,与之前相比车速正在明显减慢。她叫住一名乘务员说想买两瓶饮料,乘务员回了句稍等,而后五六分钟没见到人影,之后陆续有几名乘务员从身旁的走道经过也并未停留。她靠在椅背上呼出一口气,头顶灰黑的积云像化不开的浓雾笼罩在上空。四十分钟后,室外的气温越来越低,列车时速降至八十,她打开手机地图,网络始终处于未连接状态,信号也只剩一格。刷新了近十分钟,地图终于艰难地显示出所在位置,距离青岛还有15公里。列车迟迟没有到站,车厢内已显露出躁动的情绪,乘客开始提出疑问,偶尔还有孩子的哭闹声夹杂其中,包括乔勉前排的那个孩子。乘客间的议论声逐渐增大,一些人起身在车厢间穿梭或走到窗前试图找出端倪。乔勉的位子被两三个人造访过,男人粗鲁地探身盯着窗外探究,她皱眉忍了下来。几分钟后,列车彻底停下。所有的疑虑和不安瞬间爆发,乘客纷纷跳起来,有几人大声吵嚷着要乘务员过来解释。“怎么停了啊?是不是车坏了!”“我还有急事要办,你们能给个说法吗?”“对啊,真出事你们都要负责的!”耳边你一句我一言,此起彼伏的喧闹争论,乘务员的安抚完全起不了作用。混乱中,列车广播突然响起,所有人同时静了下来。前方突降暴雪,列车即将在青岛站临时停靠。但何时恢复,停靠后如何安排,一概不知。车厢重又乱作一团,然后车动了动,低速行驶了两三公里后再次停下。焦躁的情绪不断弥漫,前排那个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响,从断断续续的吵闹到高频刺耳的哭喊。周围有乘客已经开始不满,但那个母亲似乎毫无办法。乔勉被吵得头t?痛,靠在窗边闭目养神。哭声没有一刻消停,蛮横地钻入耳中撕扯她的神经,就在她觉得自己险些要崩溃时,前排的女人无助地回头问她:“小姐,你有没有退烧药?”她缓缓睁眼,看到她怀里抱着的孩子,戴了条毛线围巾,羽绒服牢牢裹在身上,小小的身体不可思议的厚实,脸颊已经捂得通红,正扯着嗓子哭到嘶哑。乔勉看了那女人一眼,说:“成人的退烧药儿童不能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