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回来的两年后,他认托马斯&iddot;马尔萨斯写的一本书中得到了启示;马尔萨斯在那本书中提出了一种理论:如果不消除过剩的人口,人口要比食物增长得快。
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而偶然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我由于长期不断观察动植物的习惯,对这种到处都在进行看的生存斗争,思想上早就容易接受,现在读了这本书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常常容易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就常常容易消灭。它的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样我终于得到一个能够说明进化作用的学说了。
达尔文以其通常的谨慎和不辞劳苦的细心发展这一学说。1839年,他开始拟草稿;3年后,它仍仅仅是一份用铅笔写成的35页的提纲。到1844年,他已将它扩展成230页的论文。那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己阅读了大量的农艺和园艺方面的书,从未停止过搜集事实。终于来了一点光明,我几乎确信(和我开始对的看法完全相反)物种并不是(这就象供认一件谋杀罪似的)永远不变的。上帝不让我相信拉马克的一个&ot;进步的趋向&ot;、&ot;源于动物的缓慢的意欲的适应&ot;之类的废话。但是,我得出的结论并非全然不同于他的结论,只是更换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他的。我想我已发现(这里是推测!)物种微妙地适应各种结局的简单方式。
然而,达尔文仍不能使自己发表其研究结果。他继续进一步按集证据,直到1858年收到另一位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iddot;拉塞尔&iddot;华莱土(1823-1913年)的一封惊人的信时。华莱士曾居住巴西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多年,在那些地方吸收了极大量的动物学知识。1858年2月,当他在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岛上患疟疾卧床休息时,他想到了他也读过的马尔萨斯的著作,突然,最适者生存是实现进化的途径这一念头在他脑子里掠过。华莱士的脾性和达尔文完全不同,他立即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当天夜里,尽管仍受着发烧的折磨,他还是起草了自己的新学说。以后两晚,他将它写成文章,然后寄给了达尔文;他与达尔文是经常通信的。
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这份手稿;他因读到的是一份他已写成的东西的概要,惊呆了。&ot;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惊人的巧合&ot;,他给查尔斯&iddot;赖尔去信说,&ot;即使华莱士已得到我在1842年写下的手稿,他也不可能写出比这更好的简短提要!甚至他的话现在可放在我每章的上端。&ot;达尔文对于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事不再犹豫了。1858年7月1日,他在伦敦向学会宣读他自己的论文和华莱土的论文,所谓达尔文的进化假说给提出来了。达尔文在他于1859年出版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借助于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达尔文的主要论点‐‐他的进化学说‐‐是,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中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变化中的自然结果。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ot;自然选择&ot;。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
因为所产生的每一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的多,遂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将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也许很难把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设想力似乎是象&ot;自然选择&ot;所提供的那样一个不规则的、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不过,统计学上的计算结果表明,即使一次突变仅仅导致百分之一的较好的生存机会,它也会使一个物种经历100世代以后有为数一半的个体发生了突变。换句话说,即使101个发生过突变的个体活下来后有100个失去了突变,突变仍会在生物学上所说的短时间内传遍该物种。一种具有浅颜色和深颜色的小蛾子为&ot;自然选择&ot;是如何起作用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人们已注意到,在浅色的桦树林里,浅色种类的蛾通常是深色种类的蛾的6倍;相反,在深色的松树林,深色种类的蛾通常为浅色种类的蛾的16倍。从这两种树林中鸟类的身上遗留下来的蛾翅膀的颜色上,也可找到&ot;自然选择&ot;如何起作用的证据。
达尔文的学说虽然在后来的研究基础上得到了详细修改,但其要点实际上已为现在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1958年7月1日,在庆祝达尔文发表其论文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英国杰出的科学家加文&iddot;德比尔爵士称赞道:&ot;进化的事实如今已普遍地为所有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人所承认,进化的作用过程大体上已阐明。自然选择的理论已建立在非常坚固的基础上,因此,现代的工作只不过是进一步证实这一理论,尽管随着知识的增加而需对它作新的表述。&ot;
然而,达尔文的学说在他生前远没有被普遍接受。确实,它由于当时几位杰出的科学家的研究和著作而得到加强。地质学家查尔斯&iddot;赖尔在他于1863年发表的《人类的古代》一书中接受了达尔文主义。两位最主要的植物学家‐‐英国基尤植物园的主任约瑟夫&iddot;胡克爵士和哈佛大学教授阿萨&iddot;格雷也成为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主义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德国人恩斯特&iddot;海克尔和英国人托马斯&iddot;赫胥黎,后者称自己为&ot;达尔文的斗犬&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