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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章（第1页）

虽然伊比利亚国家无可置疑地为国外纠纷所削弱，但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实质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长期依赖西北欧。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相反，这些帝国同母国一样，作为母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

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同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地转移到北方是有关系的。这一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二章第三节），使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大宗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投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

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16世纪，荷兰人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以往，大西洋贸易一向由随带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控制，而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朝南行驶的荷兰人控制。在这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塞图巴尔的盐。作为回报，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它们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织物。

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作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受到促进，然而，约156o年前后，工业的发展停止了，随即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似乎颇有停常理的是，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微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余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2％，他们却拥有95一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的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比较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大地黯然失色。因此，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损于任何绅士的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世纪中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这一衰退结束了克服伊比利亚传统的经济落后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从属的任何可能性。它也注定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90％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此外，外国的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话，通过代理人来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的以下这番抱怨话中可清楚地看出来：&ot;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ot;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随即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对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的剥削，使调整西班牙半封建的、以陆地为基地的、贵族的经济和社会成为多余之事。…1600年以后，当欧洲诸维新国家正在对关于特权、&ot;专制国家&ot;、战斗的教会、公共权力的私人收益享用以及堪称财富的是金银而非产品的观念和做法来示怀疑时，这些惯例和观念却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扎下新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