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两类人,还有一部分官员选择了自杀为皇帝殉难。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心中秉持着“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观念,将对君主的忠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这部分人不在少数,比如监察御史魏冕、前文提到的王艮、大理丞邹瑾,他们以绝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这种决绝的行为,扞卫着自己心中的那份忠诚与大义。太常寺少卿廖昇,亦是痛哭着与家人诀别,而后自缢而死,以死来表明自己绝不屈服于新主的决心,令人动容之余,也让人感叹传统思想对人影响之深。
再有就是那些抗节不屈的官员了。他们恪守儒家大义,对朱棣通过军事政变夺取皇位这一有违“礼制”的行为极为不满,不但不归顺、不自杀、不合作,反而当面斥责朱棣,甚至想尽自己所能去反抗。明知此举是以卵击石,却依旧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谓是铮铮铁骨,尽显气节。
当然,他们的反抗也引来了朱棣惨无人道的屠戮,被族诛者众多,甚至出现了“瓜蔓抄”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手段,除了被诛十族的方孝孺外,还有被诛五族或株连乡邻的景清、铁弦、卓敬等等。他们用生命和家族的覆灭,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忠诚之歌,虽身死却名留青史,成为了后世传颂的忠义典范,只是这代价,实在是太过沉重了。
各路藩王在此时也都纷纷开始选择站队。他们本就对朝廷的削藩之策心怀不满,而朱棣正是因削藩一事而起兵,如今朱棣大功告成,对于这些藩王来说,当下归顺朱棣,最起码自己的王位是能够保住的。而且朱棣在诸藩中实力最强,他们即便有心去争一争那皇帝宝座,可面对燕军的强大兵力,也是有心无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站在朱棣这一边,似乎成了最为稳妥的选择。
朱棣回龙江驻扎后,并未放松警惕,反而越发谨小慎微起来。此刻,皇位已然可以说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但越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他越明白不能为以后留下任何隐患,每一个决策、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影响到他未来统治的稳固性。
而那些选择归顺朱棣的文武官员们,也开始暗自谋划起来,不管建文帝是不知所踪还是崩逝于大火,大明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乱,必须尽早确立新主,让天下安定,百姓休养生息。他们期望朱棣能早日登基,如此一来,自己也好尽快在新朝之中找准位置,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家族谋得荣耀与安稳。
翌日,也就是六月十四日这一天起,诸王以及文武群臣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一般,多次上表劝进。他们言辞恳切地表示,大明不可一日无主,希望朱棣早日登基,继承大统,以稳定这动荡不安的局势,让天下重新恢复秩序。
然而,朱棣却皆不允诺。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与政治缘由。按照上古传统和儒家礼仪教化,虽说建文帝已经下落不明,但此时的朱棣和文武百官,依旧要上演一场“三辞三让”的好戏。
“三辞三让”的做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传说时代,像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的故事中,就有着类似谦逊推让的情节记载。这些传说经过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传颂和渲染,逐渐成为了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理想的权力交接模式,被视为一种极具典范意义的礼仪传统。
后代在进行禅让皇位等重大权力交接活动时,便有意识地模仿这种模式,以此来显示对上古贤君品德和做法的尊崇,让自身的行为符合传统所认可的规范,进而彰显权力交接的正统性与严肃性。
汉。史书记载,当时汉献帝被迫“禅位”给曹丕,曹丕方面也进行了多次辞让,假意表示不敢接受皇位,说自己德不配位之类的话语,实际上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演,是为了让自己称帝这件事显得更具合法性,仿佛是顺应天命、众望所归,在经过这“三辞三让”的程序后,曹丕最终登上皇位,建立了曹魏政权。
到了曹魏后期,司马氏家族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权倾朝野。到司马炎时,他意图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同样,在所谓“禅让”过程中,司马炎也对曹丕的后世子孙进行了“三辞三让”,先是推辞曹魏皇帝的“禅位”之意,对外表现出很为难、不敢接受的姿态,然后在群臣的再三劝进下,才接受皇位,完成朝代更替,这同样是出于在政治程序和舆论上营造合理合法形象的目的。
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程朱理学经历了多年发展更是成为了当下儒家的主流思想,它所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和谦逊、克己等品德,早已深入人心。
而“三辞三让”的行为,恰恰契合了儒家所倡导的这些道德准则。通过反复地推辞谦让,朱棣这样的即将接受皇位之人能够展现出自己谦逊的姿态,表明自己并非贪图权势,而是在众人的推举、上天的眷顾之下,不得已才接受这一重任。这在礼仪层面上,将儒家的道德观念具象化地表现了出来,使得权力交接能够在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下进行,从而赢得更多文人士大夫以及普通民众基于文化认同上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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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皇位传承的合法性角度来看,朱棣虽然身为太祖高皇帝的皇子,可毕竟是通过起兵靖难这一类似于造反的途径获得皇位的,总有得位不正之嫌。“三辞三让”这种做法,正好可以向天下人表明新君即位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
在推辞的过程中,就表现出朱棣并非主动谋求皇位,而是在各方的推举之下,顺理成章且得到各方认可后,众望所归之下才不得不接受这一重任,如此一来,便能够巩固新皇统治的正当性根基,让天下臣民更易于接受朱棣这位新的统治者。
同时,朱棣也可借这多次的辞让,暗中观察朝廷内外各方势力以及文武百官的态度,看看究竟谁是真心支持自己登基即位,谁还持有保留意见,又有谁依旧冥顽不灵,忠心于那不知所踪的建文帝朱允炆。
毕竟,在这复杂的局势下,人心难测,他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摸清情况,能为自己日后掌控朝政、坐稳皇位和对官员的任用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朱棣还记得杨荣当时对自己说过的话,即便自己再心急登基,也要等到拜谒孝陵之后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和归顺的文武百官一起,把这出关乎权力交接与正统性的戏,好好地演下去,不容有丝毫差池。这一场“三辞三让”,既是一场礼仪的展示,更是一场政治的博弈,关乎着大明未来的走向与朱棣统治的根基稳固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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