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珍读初中的时候,家里除了幼弟,其他三个弟弟都已经在读书了,当她即将进入初三的时候,大弟也准备小学毕业了,家里开支越来越大,母亲难免忧从中来。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除了会种田、种地、生孩子,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想法。煮饭、洗衣服、搞卫生,自阿珍六七岁以来基本是阿珍做的;烧菜,自阿珍记事以来基本是父亲做的,母亲只会煮菜,也就是把菜往锅里一丢放水熬熟,只保证吃了不拉肚子的那种。父亲实在受不了母亲煮的菜,提了多次母亲都丝毫不改,孩子们不爱吃母亲煮的东西,父亲只好自己下厨,无论自己干活回来多累。慢慢的,母亲也乐得不用自己动手烧菜,坐享其成了。
阿珍想母亲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作为农村妇女大部分该会的都不会,不会整理家务,不会烧菜,不会带孩子,却偏偏遇到父亲这样的好男人!也不知自己以后嫁人有没有母亲这样的福气?
孩子们慢慢长大,家庭开支与日俱增,母亲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让阿珍尽快出来做事好贴补家用。她从没想到这个女儿真的能够考上县中,县城,那几乎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世界,她活到这岁数都没去过。现在,眼见女儿读书一骑绝尘,跟她的初衷越离越远,她的忧虑与日俱增,只能不时地在阿珍父亲耳边絮叨:“女孩子,别读那么多书。给她初中毕业了就去读个师范,或者卫校,这样再供她两年就可以出来了,她早点领工资可以供她弟弟读书。”尤其是阿珍每个月在跟父亲要生活的时候,母亲在旁边看着,那眼神说不出的心疼,免不得又把让阿珍早点出来工作的话絮叨一遍。
阿珍总觉得,母亲的话透着一种让她不舒服的味道,她反感于母亲的眼光见识短浅和自私的心态。她说:“我不读师范,也不读卫校,我要读高中。”她没说要考大学,因为在当地,能读高中的女子已是凤毛麟角,考大学更是不可想象。她只是不想遂母亲的心愿。
母亲气坏了:“读高中?!还要读三年,家里哪来的钱?”母亲见说不动阿珍,便经常给父亲吹耳边风:“读高中要三年,等她考上大学了还要读四年,你把这把老骨头卖了才能供她读大学。”
久而久之,父亲也难免心中动摇了,他开始试探着问阿珍:“你真的想读高中?读师范或者卫校怎么样?”
没想到,阿珍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父亲,你说过,只要我能读书,砸锅卖铁也会供我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父亲从没听阿珍说过这样重的话,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好吧,你好好读书,钱的事情我给你想办法。”他突然明白这个女儿长大了,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主见。
阿珍明白自己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也感到自己向更高学府深造的希望就像悬崖边的石头,摇摇晃晃。她一方面想好好读书,向父母证明自己,另一方面又唯恐自己的心愿被父母一句话打破。在这种纠结的复杂心态下,她上课时常会不由自主地走神。
初二下学期的期末考,全班六十四个同学,她排到了第三十八名。
父亲看到这个成绩单难以接受,冷冷地对阿珍说:“你可是脱产读书的,没用种田没用种地,我们那么辛苦来供你,这个成绩,你怎么对得起我们?”
父亲的话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像一根针深深地扎进了阿珍的心。她默默流泪,无言以对。
母亲幸灾乐祸:“这下不用读高中了。”
阿珍明白母亲的态度可以不理,真正决定她命运的是父亲。整个暑假,她小心翼翼,不敢违逆母亲,尽量多干活,看着父亲的脸色行事,尽量让父亲做工回家就马上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这样父亲的情绪就不会太暴躁。整个暑假,她过得如履薄冰。
这便是农村孩子的可怜之处,父母永远不会关注他们的心理状况。其实阿珍除了要承受来自原生家庭的巨大心理压力,还要面临来自同学的压力。
县中读书的孩子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像阿珍那样的内宿生,一般家境比较普通,性格偏内向;另一类是外宿生,一般家境比较优越,性格较开朗大方。
阿珍更乐于跟内宿生交往,那样子至少不会太自卑。但班主任偏偏分了全班最活泼的丽景跟她同桌。丽景不仅活泼大方,而且能歌善舞,是全校公认的校花。
阿珍对自己的同桌已经不仅仅是羡慕这么简单了,她跟自己简直是天差地别。丽景每天都穿得衣着得体,漂漂亮亮地来上学,阿珍一年四季永远只有两套换洗的衣服,甚至闷热的夏天都不得不穿上那身大了两个码的宽大校服;丽景身边有无数的同学围着她转,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喜欢跟她玩,连老师都特别喜欢她,而阿珍默默无闻,不敢主动去跟别人交往,更不敢跟老师交流,除非是同学主动来跟她交往;丽景是全校校花,下课的时候时常有男生悄悄地给她塞纸条,放学的时候有男生主动要求送她回家,阿珍知道自己长相普通,而且全身晒得漆黑,不敢奢望有任何一个男生会对自己青睐。
阿珍和丽景两个本来相安无事,可是有一天,丽景突然回到座位上气冲冲地就把书一摔,骂道:“谁说我考试偷看了?乱嚼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