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没有机会拿起放大镜、转动地球仪研究所谓“地缘政治”。
地理在冲突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被忽视,但是从来受到视野的限制。可以责备前人缺乏远见,不能以为他们愚蠢,因为高明的实践者不会脱离他的时代和环境,眼前的、现实的威胁才是最需要认真对待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也算是正常心态,只要不大声喊出来,没有人指责你。
自然、政治、经济是构成地理的要素,心理、传统乃至偏见影响着对地理的认识。
过程合理而结果荒谬,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悲观者解释为宿命。宿命其实就是“已知”砌成的一口井,你只能老老实实坐在里面看天。不乏善于空想的先知,从方寸天空感知到了宇宙,但是最好作为秘密藏在心里,说出来就是异端。
比如海洋,中国史上,海洋的作用曾经只是出产盐和海鲜。宋朝开放和逐利的心态使海洋和贸易发生关系。海洋受到的轻视仍然显而易见,它的魅力甚至不能触发文人写作的情绪。
明朝三保太监的神秘行程,至今争论未休。紧接着时断时续的海禁,朱棣子孙害怕的恐怕不仅仅是东边岛国的海盗,加上明朝清高,不重利,理所当然拒绝了海洋。直接后果是扼杀了人民的冒险jing神,腰斩了航海技术的存续。
东边的大海和西部的高原一样安全,是天赐保护中华沃土的屏障,除了台风和海盗,海洋不会带来其他威胁,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
1840年,英国舰队的巨炮宣示,常识也与时俱变。
中原是核心地域,南方充满变数,威胁来自北偏东北。这就是宋朝初期的地缘政治。
从祖国地图上可以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中心曾经长期徘徊在现代陆地疆域的中心。很像巧合。
过度开发致使得地力拔尽、风沙紧逼,连年烽火摧毁秦砖汉瓦的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信心,五代开始重心向东迁移。建炎南渡是一次被动的战略转移,而朱元璋几乎成功地把南京营造成新的中心。历史差一点弄巧成拙。感谢朱棣的燕王经历,迁都beijing是他的最大功绩,从此南北不能分割。后来中华虽饱经磨难,基本疆域因此得以保存。
汴梁(开封)受到青睐不是偶然。汴梁居于中原腹地,四周河道纵横,沃野千里,汴河、黄河、广济河和惠民河可通漕运。
河流是自然的赐予。古代物资调运,以水运最为经济便捷。南方丰富的物产早已不可或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意义不亚于秦始皇的修建万里长城。
汴河连接黄、淮,隋唐以来一直是水运要道。开封扼汴河咽喉,西经黄河、渭河连接洛阳、长安;东南经淮河、运河直通长江,联系南方各地。
“汴水横亘中原,首承黄河,漕引江南、荆湖,其利远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
除了北方无险可守,一切完美。
南宋章如愚《三都论》,对长安、洛阳、开封的地理有冷静的总结:
“长安之制以陕西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东;大梁之制以河南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北。故由古以来,洛京之祸常起于并汾,汴都之变常起于燕赵”。
明末清初,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家顾祖禹在他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中作如下结论:“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
他们阐述的是现象,从诸多内讧结果看见的现象。河北为什么克制河南?堪舆学的解释过于玄奥。从正常思路分析,河北开发已久,与河南相较,不落下风。同样道理,河北建都,也难抵挡河南的冲击。
开封周围缺少天然屏障,地形决定了它只能成为一座美丽的和平之都。
北方势力长期威胁黄河文明,西北在与汉唐的对抗中落败,大的民族纷纷向别处寻找出路,小民族无论成败,难逃被融合的命运。
契丹和女真的中心都在东北,或游牧或渔猎,人民骁勇。契丹乘五代之乱,前锋南进,将幽云纳入囊中,成为与北宋叫板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