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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此一形象的办法，是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的开放言论，知识界能有宣泄情绪的机会，它就不可能过分积怨于政府，而找其它发泄的途径。国民党内的元老派，不尽服膺经国的领导，他正好利用青年一代求变的心理趋向，向元老派摊牌夺权，排除阻力。利用这机会，为国民党僵化老化的官僚层，吸入新血。李钟桂、施启扬、关中等，因而摇身一变，扶摇直上。经国凭这几下惠而不费的措施，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他被海外一位学人，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并说“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这位先生，还举了两个实例：“二、三年前殷海光先生遗孀能出境来美定居，便得之于经国先生之亲自批准。殷夫人访美第一站，来西雅图舍下，亲口道及此事，我们也很感激。以后殷海光嫡传弟子之一，曾任台大哲学系讲师而是台籍青年的英锐之刘福增先生，也得蒋氏特准，而能排除猜踏，得遂留学深造的宿愿！”[22]中央研究院院士许淖云先生，甚至对沈之岳发出“肯定的赞美”，留下“难忘”的“极深印象”。[23]‘冶大哲学系师生事件”，或“民族主义”座谈会，当局能从宽处理，未始不是改变观感的做法。然而，早春三月，不管多么喜人，终经不起西伯利亚横扫的寒流。《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在党报《中央日报》刊出（一九七二年四月），强烈意味着，当局开始收了，该文借批驳陈鼓应对学生运动的论点，抵制革新思潮。当局为了扩大这种意识流，“前后印行六十万册，广泛的发到军中、学校及公营机构，令中学生写报告”。由《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引起的一场论战，当局更是不安，连原任职中央党部的张俊宏，亦被解职。政治气压低迷，初期的改革运动，暂告段落。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蒋经国时代，有正有负，负大于正。注释：[1]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第6页。[2]同[1]。[3]同[1]。[4]作者应邀在场。[5]杨镇著《蒋经国遇刺目击记》，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6]“washgtonstar，，april25，1970．[7]台北《联合报》，一九七0年五月三日。[8]江南著《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台湾日报》，一九七0年。[9]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廉能之治与志士之气》。[10]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11]香蕉案主角是高雄青果社理事主席吴振瑞，于该社二十周年纪念时，大送真金果盘，打击对象徐柏园。[12]伍三思著《王正觉失足千古恨》，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3]詹立朝著《台湾经济的稳定与成长》，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14]《蒋院长行政工作口头报告》，台湾《中央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版。[15]tillandurd，"chiangchg-kunstaiwan"pacific-unidyoct1975[16]陈鼓应著《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新生一代的改革运动》，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四月。[17]孙观汉编《柏杨及其冤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第27页。[18]李敖著《千秋评论》（一），台北四季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第133页。[19]黄展骥著《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六七年六月，第二卷第6期。[20]《政治神经衰弱症》，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21]同[16]。[22]谢文著《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合湾象征什么？》，台北《大学杂志》一九七三年七月，[23]同[22]。----24继位经国就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蒋先生因感冒引起肺炎，即迁入荣民总医院。这一住住了一年四个月。一九七二年春天三月，老人动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阳明山一次意外的车祸，蒋总统的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感染流行性感冒，再度发生肺炎，“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使用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第二年元月，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病情毫无起色，据医疗小组的报告指出：“腹部不适，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剂，此使蒋公排出500之小便。下午四时许，小睡片刻。（1）四月五日，下午八时一刻，病情恶化。医生发现老人‘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须赖电击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至十一时三十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经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回天乏术。”[2]十一时五十分，这位主宰中国之命运达五十年的“军事政治家”（ldierstatesan）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临去前，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经国称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民间传说：蒋总统应天主之召归天，那就和说他是乌龟精一样荒谬无稽。蒋夫人和经国，一直在病榻边照料，以至泣别。遗嘱于周前，先行准备，要义如下：“……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3]若真依宪法行事，蒋公应于一九七二年，医生鉴定他短期间无法处理公务时，宣布辞职，或由副总统代理。但是，蒋公非但没有这样做，连他的病情，都属于高度机密。从他的心理去捉摸，有生之年“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即革命无退休论也。其次，希望儿子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接班。新闻局唯一关于蒋公健康的公报，是老人家归天两小时以后的“医疗报告”，死亡改用“崩殂”，更是不折不扣历代皇朝处理帝王的笔法。四月六日起，中华民国，历时一月，国丧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4]：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继任蒋公遗缺。其二，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分，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薛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续从事。”中常会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阮大仁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间：“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分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