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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至，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6]大陆之败，蒋先生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的子”、“中共同路人”，这原是最简单的两分法，是国民党人的思想原型（prototype）。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于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自由中国》的宗旨霸气十足，强调国共斗争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但又把人的大脑禁锢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信共产主义当然不许．个人自由民主不许，违背领袖的意旨不许，也就是说，任何人的思维活动，仅限于钦定的范围。官方定下十项准则，[10]细看内容，拉杂零乱，大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十条框框。实行起来，除了忠贞的党员，任何人将难免有带帽子、挨棒子的危险。文章说，思想战场，“始终有激烈的战斗”。胡适《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一文，和吴国祯“公然叛国”，是两个重大战役。妄指胡“破坏团结”，搞“分化”阴谋，“为共匪特务打前锋”。吴使用“共匪”的策略：“挖心脏，钻空隙”，离间“领袖与干部的关系”，“政工人员与部队长的关系”，“救国团与教育界的关系”，“情报人员与民众的关系”。旋又自我吹嘘地说：“检讨以上两个战役，使我们认识思想战取胜的条件就是以思想对思想，谁的理由充足，谁的理论正确，谁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就是谁的最后胜利。”作者认为，凡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自由教育”，批评“总统个人”的，一概“荒谬绝伦”。是“共匪的帮凶”，目的：“毁损国民党的声誉”，“打击政府的威信”，“便利共匪间谍活动”，“造成友邦恶劣印象，减少援助。”散播毒素思想的有哪些人呢？他们是“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在野党分子，“所谓自由主义者”，“失意的官僚政客”，“好出风头的所谓政论家”，“不满现实人士”，“盲从附和分子”。[11]然后，逐条批判，我们不妨以奇文共赏的态度，读读下列两段节录的宏论：“‘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党部’。这是抗战胜利时共匪的言论，并不象出自某刊物编者之口，因为某刊物编者是反共的，或者是非共的，他不能说共匪要说的话，但现在他竟然做出了，况且所待的理由，亦同共匪一样，就是军队应该是国家的，不能为一党私有，现在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应该取消，将军队归还国家。上述准共匪的理论似是而非。，该文反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