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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政治上“内则谣诼纷传，人心惶惑，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16]加以注脚（footnote），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江；曾任，道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以蒋的倔强性格，不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董说“只有他（蒋）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在那样危殆的时刻，一个坚强的领袖，的确不可或缺。至于大陆崩溃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宗仁，归结为“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董是用的栽赃手法，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果如董氏所说，渡江之败，应由李宗仁负责，那末，东北之失、平津之失、徐州之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保卫广州、保卫重庆、保卫成都，李未插手，蒋一人包办，难道也是李“动摇犹豫”之罪吗？复职以后，蒋先生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中，对两千名党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动人的演讲词。演说要点：（1）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董说：“当他演说时，在座听讲之人多有落泪者。”足资采信。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加强安定内部的部署：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接替倦勤已久的阎锡山；新阁揆为陈诚将军，时任东南军政长官辖东南各省。陈历任军政要职，如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等。个性耿直，操守廉洁，为国军将领中之佼佼者。陈的台省主席遗缺，前年十二月由吴国祯递补。吴出身清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的博士，有“民主先生”之称。为了改变蒋独裁统治的形象，吴的任命，再恰当没有。尽管吴和经国不和，这时候的小蒋，尚未具人事支配的力量，何况大敌当前，御侮第一。至于内哄的发生，已是朝鲜战争爆发，转危为安以后的事了。三军高级人事，同时更易：发表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海军不变，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蒋先生此项任命，深具划时代的意义。老将如何应钦、顾祝同等，不复当权，由新生代的周至柔擢升。孙立人非黄埔出身，出掌全体陆军的兵符，意味着蒋先生大公无私，人才至上，有打破传统的决心。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的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除了政治部的官衔，蒋先生赋予他更重要的两项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前年七月，蒋先生在高雄秘密集会，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以唐纵为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8]一九五o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由经国一手包办，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资料组设副主任，由陈大庆担任，调张师执行秘书，彭孟缉的保安处，则为直接行动的基干。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开一九五q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20]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琅珰入狱。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点多，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进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翻搜，但一无所得，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