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发悼念一位君王,当然不是没有原由的。赵祯庙号&ldo;仁宗&rdo;,&ldo;仁&rdo;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所谓&ldo;为人君,止于仁&rdo;,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了。宋仁宗的宽仁,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南宋人施德操的《北窗炙录》记录有一桩轶事:一日深夜,仁宗&ldo;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lso;此何处作乐?&rso;宫人曰:&lso;此民间酒楼作乐处。&rso;宫人因曰:&lso;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rso;仁宗曰:&lso;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rso;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rdo;
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大宋称得上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从汴梁民间彻夜不息的&ldo;丝竹歌笑&rdo;便可窥见一斑。相比之民间市井的繁华喧闹,宫禁之内倒显得冷冷清清了。难能可贵的是,仁宗明白到宫禁的热闹与民间的繁华乃是反比例关系,如果禁宫所代表的皇权扩张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就必然要退缩了。因此,仁宗皇帝自觉把持住了皇权的欲望。
元人修《宋史》,也赞叹仁宋朝&ldo;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rdo;,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是因为&ldo;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rdo;。即使是对宋代政治颇不以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ldo;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rdo;。
以今日流行的思维习惯来看,如果我在这里再三引证仁宗的&ldo;仁&rdo;、&ldo;盛德&rdo;、&ldo;忠厚之政&rdo;、&ldo;慈俭之德&rdo;,则不免会被认为是&ldo;人治思想&rdo;、&ldo;明君情结&rdo;的表露。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ldo;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rdo;其实,我更关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运作‐‐但我不会将政治家的美德与政治的制度对立起来。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仁宗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经太祖、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到仁宗在位时,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际都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这个时候,宋仁宗表现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仁宗&ldo;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rdo;。
所谓&ldo;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rdo;,说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ldo;共治&rdo;,换成现代政治概念来说,有点接近&ldo;虚君共和&rdo;的意思。即君主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ldo;外廷会议&rdo;。宋代的外廷又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一为以&ldo;执政&rdo;为名的行政机构,一为以&ldo;台谏&rdo;为名的监察机构。根据这样的制度安排,我们很难说宋代的政治属于皇权专制,因为君主是象征性的,而治理权又是分立的。而这样的制度,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认,所以他&ldo;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rdo;。当时有人评价说,&ldo;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rdo;一个圣明的君主,&ldo;百事不会&rdo;并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ldo;做官家&rdo;;甚至不妨说,&ldo;百事不会&rdo;才是君主应有的美德。
仁宗能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开外廷而独揽大权呢?在宋代,君主这样的举动是将受到外廷的强烈抵制的。仁宗虽然能自觉遵守君权的界限,但他也有一个毛病,即耳根子软,有时候在耳边风的鼓吹下,或者因碍不过身边人的人情、面子,他也会未经廷议,私自下发一些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当时的宰相是杜衍,对仁宗的这类诏书,他一概不予通过,&ldo;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rdo;。仁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ldo;助我多矣&rdo;。
再来看一则具体的事例,来自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但在&ldo;廷议&rdo;(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未能通过。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再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ldo;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rdo;皇上说:&ldo;得,得。&rdo;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前阵子已经被否决了的吗?皇上您怎么可以推翻前议?&ldo;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rdo;。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帝举袖拭面,埋怨道:&ldo;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rdo;御史中丞就是台谏,这是宋代约束君权与相权的最重要力量。
实际上也有一些佞臣劝说仁宗搞君主独裁,但仁宗不敢听从。南宋陈亮的《中兴论》记录有一事:&ldo;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lso;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rso;&rdo;根据这个记载,仁宗不欲&ldo;收揽权柄&rdo;,似乎是出于君主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