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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死后不久，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最难忘的一件事》的作文。我不假思索用我拙劣的文笔平铺直叙了这件事情。至今记得文章的开头写道：“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儿发生在两周之前，妈妈跟人吵架，他们人多势众，妈妈孤军奋战，不但没吵过人家，还挨了一顿打。这令妈妈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伤心之下，回家喝了农一清（一种农药牌子），喝到一半就死掉了。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傻的女人。”

这篇作文交上去之后出乎意料地得了个“甲”，被老师当作范文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中，供全班同学观摩效仿。老师的批语是：“感情细腻，立意独到，无错别字。你很有小说家的潜力。”我的欣喜可想而知。我迅速忘记了母亲离世所带来的茫然和悲痛，沉浸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中。

母亲死后，父亲把我送到了外婆家，由外婆代为抚养。父亲只身去了外地打工，我也开始了我的童年生活。我说我的童年是灰色的，一点不夸张，痛失生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一年中难见晴天，甚至在夏季，也很少看到太阳。我养成了伤春悲秋的坏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伤春悲秋具体表现在，喜欢白天，不喜欢黑夜；喜欢静思，不喜欢热闹；喜欢独处，不喜欢群居。

众所周知，写作这件事儿，除了真的热爱外，并不好玩儿，它属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写，离不开手，作，离不开脑，所谓手脑并用，心力交瘁，就是这玩意儿。而且容易使人体力消耗，意志崩溃，把命都玩完了。法国的巴尔扎克，中国的路遥，都是很好的例子。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写作对我而言是生命形式的最好表达。说通俗点，写作就是我的命，没有它，也就没了我，没了它，我的存在毫无意义。

因为我的童年包括随后而来的青少年，都是在自我释放的文字中度过的。那些或飞驰或安静的文字给我带来了无与论比的快乐。我的文字被印成了铅字，占据了各种报纸杂志的角角落落。它们为我赢得了荣誉，赐予了我福祉。因此，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让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更多的人通过我的作品认识我，就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一样，世界驰名，誉满天下。

可悲的是，虽然我一直笔耕不辍，写各种类型的小说，最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而且离奇的是，自从高一那年父亲归来，我再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东西，我的稿件被一次次退回。大家看不到我的新作，很快把我遗忘。

后来我从纸媒转战网络，开始了创作网文的生涯，很多年过去了，仍旧籍籍无名，扑街扑到亲妈都不认识。由此，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明明没有写作天赋、锦鲤运气，偏偏坚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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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有时候我是挺傻的，比如在面对数理化试卷的时候。但除了考试不灵以外，我很聪明，我测过IQ，大概180左右。我看过很多智力小说，神探福尔摩斯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聪明的人总富有创造力，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离不开聪明人。

不过奇怪的是，除了我的朋友陈宫，似乎没人认为我是个聪明人。陈宫是县城里的人，膀大腰圆，面目可憎。看上去不像个良善之辈。他的父母很早就离异，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十二岁就辍学了，满街打油飞，成了一个小混混，但混得并不怎么样。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他没那个胆量；而且级别也不够。混了十几年，依然只能看看场子、收收保护费，还负责给老大修修冰箱空调、电灯电话，成为那条街上最低调、最廉价的流氓。

陈宫是我在公园的篮球场认识的，他除了长得霸道之外，篮球打得也很棒，三分球投篮投得超准。

对于篮球，我虽然不会打，可我喜欢看别人打。那天我看得如痴如醉，但我的表情很白痴。陈宫看我一直看他，心里不自在，右手一扬，篮球带着他的敌意砸到了我头上，跟他投球一样准。我不但没生气，反而朝他花痴样地笑。

“你他妈的笑什么，没见过帅哥打球啊？！”陈宫很不给面子地数落我，“以后离我远点，刀枪无眼，球也无眼，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我揉了揉被球撞疼的地方，然后满脸堆笑。

“听到了你还笑！欠抽啊你！”

陈宫人高马大，见我瘦瘦弱弱，以为我很好欺负，就很蛮横地推搡了我一下。我一个趔趄，狼狈地倒在了地上。这说明我的确很好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