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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接着是蒋天佐和陈敬容的到来。

蒋天佐我不熟，只读过他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陈敬容是诗人，在上海时我们住的不远，她还到我家来过，我当年为她的一首诗《逻辑病者的春天》刻过一幅抽象得很的木刻插图。（这幅木刻几十年来是我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靶子，是我的包袱，一挨批评总少不了提起它；不过至今看来，事隔四十九年，我觉得这幅作品还真了得！一个二十二岁人的手艺！）

怎么是陈敬容跟蒋天佐一起从上海飞香港来了呢？陈敬容跟戈宝权不是好朋友的吗？她这一走，岂不叫戈宝权伤心到家？适夷先生跟戈宝权也是好朋友，他十分不高兴，他告诉我当天戈宝权跟陈敬容原是约好晚上一起吃饭的，不料却跟蒋天佐到了香港。

楼适夷却又要我帮蒋、陈找房子，说是住在加连威老道的叶以群交待下来的。这有一层“上面”的意思。

楼不会讲广东话；我会，我太太又是广东人，于是在隔壁为他们找到一间小楼上有阳台的房间，五十块钱一个月，但我们暗自商量好，别让村子的人帮他们挑水，要水用就自己动手！果然，每天他们两个来来去去忙着在井边洗衣，提水，十分之勉强费力。若果戈宝权有知，一定也觉得痛快，我们给他出了点聊胜于无的冤枉气。

从九华径出去的人大都当了官

记得蒋天佐大清早在村子随地小便，给九十岁的曾老先生碰见，要用手杖揍他，给人解劝才脱了大难。老先生根本不管蒋天佐会是未来的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接着是杨晦先生全家。杨住九华径最高坡上的那幢殖民地形式的屋子里，地方虽大却太潮湿。没有办法了，他夫妇孩子太多，（三四个之多吧？）别的地方容不下。

四川的作家巴波和李霁树夫妇填补了我们中房的位置。我原不认识他们二位，是借居在砵兰街“文协”楼上的、木刻同行张漾兮老兄的介绍才弄到九华径来的。

巴波又牵连来解放后在国务院任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老先生。余先生是冯玉祥将军旧部。巴波兄跟他怎么认识的我不知原委，只知余心清以后发表在《华商报》上的连载《在蒋牢中》是巴波兄的手笔。

余心清老先生住的是一间原来堆放本村拜神祭会仪仗的小套间，满是跳蚤蚊子；余先生年纪大，身体魁梧，加上一大把花白美髯，令我们肃然起敬，于是帮他打扫地面，满屋喷射ddt，还挂蚊帐。

回北京几十年都没有想到再去看看他，何况这位局长不一定记得起曾经帮他在九华径挂蚊帐、打扫住处这些屁大的事的小伙子。“文革”开始后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张小小的告辞信：

“士可杀，不可侮。”告别了人世。

我又接来了严庆澍兄的全家，严庆澍又拉来所谓的“胡风分子”耿庸兄和厦门大学的忘了名字的两位教授。

一座堆草用的石楼也成了居室

后来不知怎的我在江西赣南时的老朋友顾铁符兄也住进了村子。此人从修筑飞机场到考古鉴字、自然科学无一不会，是位达芬奇式的特号奇人。我们后来一直共同生活在北京城，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即是说我住在“大圈圈”，而他住“大圈圈”的“小圈圈”里。间或年邂逅一次。

文协通知我去接臧克家先生夫妇。克家先生在上海的时候住虹口的一座日本房子里，我常去找他，得到他许多帮忙和照顾。见到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真是十分高兴。我告诉他，给他们找的住处是一整座石楼，上下两层，门外一座小桥……新屋！……二十元一个月！

“这可能吗？小桥、新屋，二十元……”臧先生睁大眼睛。

是进村右手第一间堆草用的小石楼，村后山上的一道小河经过门前流出荔枝角。

臧先生远远看着这个住处，放下行李，喔喔连声。

不久，诗人雷石榆被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境，强拆了他和台湾妻子、大舞蹈家蔡瑞月的关系，令他痛不欲生。我们知道用什么好话都难以平复这人生最大的伤痛，在严庆澍兄的隔壁给他找到一间小屋住下。

我们是四十年代初期江西信丰的熟人。他在“干报”做编辑，我在民教馆做艺术工作，有空约着一起去茶馆吃“米粿茶”，拿着速写本给大家画速写。他画得不算地道，但大家都尊敬他，烘托兴趣，要他作东请客。

我到台北，他曾带我一齐回家去看蔡瑞月和刚生的女儿。没多久，就被残暴地驱逐出境，只大半年的事。

我刚回北京，住大雅宝胡同时，记得他从保定（石家庄？）来我家作过客，就这么一别几十年没再见面。不料陈迹昨天来电话，说雷石榆有信给他，唉！不知这几十年他是怎样过来的？八十几了吧？

我差点被当做共产党

底下，这才是作家，考蒂克、单复、方成、端木蕻良住进了我们屋子并排当中那一间房子。

蒋天佐、陈敬容受不了九华径的生活，搬去九龙某处。我搬到他们那间有露台的房子。屋后住了作家李岳南。还有方成的哥哥和嫂嫂，他们是麻省理工毕业的钢铁专家，准备回国搞汽车工业的。

大画家陆志庠原是和我一起跟张正宇去台北的，我俩帮张正宇打工编一本叫做《今日台湾》的大风景画册，还去飞机场接来第一次上台湾的郎静山和他的助手，后来形势变了，印成一部画册的价值反而没有不印书的纸的原料值钱，纸价灵活得多，一印，反而僵死了。于是上头决定停印，恰好这时彭孟缉要抓我，以为我是共产党；倒是真的共产党帮我逃离台湾。溜回香港，当然不能告诉张正宇和陆志庠。多少多少年后的“文革”，我被指为国民党，让我站在长板凳上弯腰两三个小时，大冷天滴得地板上一滩汗。其实入国民党也并非容易的事。那些造反派小家伙不清楚而已，夹在两大仇人之间，有什么办法？陆志庠很快也来到九华径，住进在我屋子旁边一间堆饲草的小屋，楼上是木头楼板，只有一尺见方的透气窗户，居然也要二十元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