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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永玉已在写自传。据说才写到四岁，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那真是工笔了。比我的素描一定详尽得多。相形之下，我的恐怕只能是隔靴搔痒。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美国加州

陆铿

统战高手费彝民【1】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打败中国国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而共产党人中，掌握统战法宝最好的，莫过于周恩来。

费彝民，在我所认识的左派人物中，也是一位统战高手。虽然他的本职是香港《大公报》社长，但经过四十年在港的奋斗与经营，一般人都视他为中国大陆在香港的最高层代表，连各国总领事到港，也要拜他的“码头”。在鬼佬眼中，他显然比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王匡要高一级。事实上他后来做到了人大常委，而且是北京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与曾任海关总署署长、老牌情报官员孔原地位相同。

一九七六年，中共决定把大陆控制下的国民党人，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全部释放，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我因曾任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中共比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级别，按副部级落实政策，最后由邓小平批准经港赴美。但规定在香港要有人保证我的生活。他们的说法是：“如果流落街头，影响不好。”我就来一个左右开弓，提出由我敬重的香港《大公报》社和《新闻天地社》，分别找费彝民和卜少夫、黄锦玲担保。当时，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的人告诉我说：“你和这些人已经分别了近三十年了，他们还会认识你吗？”我说：“我相信朋友的友情。”结果，两边都来了回电，愿意保证在香港的食宿。老费的电报中还用了“欢迎早日命驾来港”。共产党搞统战的人看了都表示奇怪，曾有两位问我：“你们是什么关系？”“朋友，朋友关系。”看来，有人对这一点是搞不通的：为什么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友谊仍在。

我和费彝民是抗战胜利的一九四六年相识的。当时，我在南京《中央日报》任职，到上海去看望新闻界旧识《新闻报》（当时中国销路最大的报）总编辑赵敏恒和《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他们两位和我都情兼师友，费彝民兄时任《大公报》副经理（经理为王芸生同辈的李子宽），经赵、王两位介绍就认识了。费入新闻界之初任职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中国分社编辑，后被胡政之吸收进了《大公报》。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内撤重庆，留了一部分机器在上海，费决定不向后方撤，顺便接受了看守印刷机器的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度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后经朋友保出，胜利后凭借这段历史，由《大公报》出面推介，获得了胜利奖章。加上他的长袖善舞，可以在上海商场上为《大公报》调头寸，及时解决财务方面的临时周转。而且，他有一个特点，报社同事任何人向经理部预支薪金时，他不仅有求必应，而且照借之后，总是问：“够不够？”因此，上上下下提到这位副经理，都伸大拇指说：“好样的！”

我们在上海认识不久，老费就跑到南京看我，那正是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召集前夕，真正是冠盖云集，当时，我除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还兼国民大会新闻组副组长，负责新闻发布工作。费因抗战时期一直生活在沦陷区，所以京中要人都不认识，于是由我为他穿针引线，陪着他作突击拜访。先后拜访了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王世杰、张历生、雷震、洪兰友、陈芷町诸位政要。于先生最爱才，加上与张季鸾先生有旧，对费表示亲切，还留他共进午餐，大嚼硬壳馒头。老费虽然吃不惯，但仍赞不绝口，说比山珍海味都好，于先生听了也很高兴。

陈芷町，风流天下闻，时任总统府政务局长，写得一手王羲之，画得一手好竹子，尤喜接近漂亮姑娘。与费彝民略事交谈，便提议到南京夫子庙一醉。费为了表示礼貌，坚持作东，并依陈意请秦淮河名花胡良玉陪酒。在座者除陈、费外，还有孔昭恺，周榆瑞和我。费与胡同为吴人，相见恨晚，脉脉含情。因陈芷町闹酒，胡见费酒力不胜，主动代饮，且持酒反攻，陈乃连连称赞费艳福不浅，得美人呵护，羡煞人也。终席前，高声背诵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最后以“春宵一刻值千金”句赠费而别。费翌日离京，登上火车前，尚以此行能结识陈芷町为快。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美上海——旧金山航线开航。中国新闻界组织代表团赴美，费以《大公报》经理身份参加，我则以南京《中央日报》代总编辑身份前往，我们两个更是形影不离。到纽约后，我在欧洲结识的中国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后升任大使）欢迎我去纽约第五大道一个高级文艺沙龙小坐，我约费同住。第二次大战前，西方上流社会均以操法语为高贵；二次大战后，情况有所改变，英语占了上风。没有想到在第五大道这个沙龙里对话仍以法语为重。这一下老费就大展其语言天才了。其法文运用之纯熟，使曾以法文写《李香君》一剧而被选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的谢寿康博士也表示佩服，女主人更用最美的词句赞美，临行时还送了费一吻。因此，当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法国政府在港授费以“骑士荣誉勋章”，他的法语受到举座称赞时，对我来说，三十四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