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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1页）

更“唔俾面”的事接踵而来，我请一位仍未被踢走的旧同事代我交还房门锁匙，顺便就到我那要被收回的小房间里拿回我的茶杯，因为那是同事在我生日时送我的纪念品，并顺手拾回那个眼镜，又请另一同事看看还有没有寄给我的信件，他们都为我办了，信件也带来了，但同事说，信件不是在我桌上拿到的，而是在垃圾桶拾回来的，他们把我的信都丢到垃圾桶了！数日后，又有旧同事在垃圾桶里又给我捡回寄给我的信件。

再过几天，有一封信寄到我家，里面有个信封是寄到报馆的，报馆拒收，并写“无此人”字样。我在这报馆四十年，也曾是个主管，从来没有这样对待离职的同事，我觉得太没有人情了，真是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据说后来还立例，个人信件一律不准寄到报馆。

更有绝的，另一个报的负责人打电话到报馆找我，被回说：“没这人了。”问：“能转个口讯吗？”答：“我们不转。”再问：“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可以吗？”答：“我们不知道。”后来他叫人辗转找到我，我才知道我的“朋友”原来真可以做得这样绝！

又接着，编辑的电话来了，她是我在任时提拔起来的下属。我有个专栏在报上多年了，是报上的一个“招牌”。我由总编辑岗位退下来后，仍保持这个专栏，稿费很低，那是我任内报馆穷，自己压低稿费。新“老板”挟“巨资”来接办，高稿费由外面拉稿，我的稿费不变。我只为了联系读者，继续写下来，每天七百字，旅游前留下一批稿子，回来后尚未用完，编辑打电话来说：“又要改版了，你的专栏减为四百字，剩下几篇稿也要删短。”

七百字减为四百字，是要删一半了。

我可以删！不过，这会不会又是一个讯息，把我从报馆赶走之后，再从版面上赶走呢？

我是由投稿投到报馆工作的，四十年写专栏从未被斩过稿，我不怕被斩稿，其实斩稿也是平常事，写稿佬是全无保障的，小说也可腰斩呢。不过，既然有这个讯息传来，一叶知秋，我心中有数，我还是自己主动把稿停掉，好过又一次被人扫地出门吧？

于是我说：“好吧，你把余下的稿还给我，我再写一篇告别读者，趁改版你换别的专栏好了。”我想，到这个时候，如果还不知进退，会又一次受辱的。

这样，四十年我把全部精神力量都放了下去的地方，就与我毫不相干了。

这大概也是我那个“朋友”的目的已达。他到底是个外行，但他又要表现“老板”的“权威”。他接办后，用高薪雇用一些资历比我们原来老职工浅的人，甚至外行人来管我们的老职工，就是因为老职工多知道他的底细，他认为不好驾驭，那就要把这些老职工扫地出门、迫走；我虽然是多年“朋友”，到了这个时候，当然是利害比友情重要了。

还有我的一个拍档，是专写社评的老手，我们都信任他，但“新老板”经常当众骂他，他只好辞职，交了辞职信，数日后，他竟收到报馆人事部的“解雇通知”。勤苦工作四十年竟然“衰收尾”，他最后是被“炒”出来的。

不过，这些事到底做得太难看了，于是，“新老板”不久又把个别认为还可利用的老职工叫回来；一再改版，也还保留一位老同事的专栏，好做个样板，掩饰他的无情无义。

以后，我再也没踏足这家报馆，知道销量每况愈下，同行都瞧不起此报，痛惜之余，对人也愧提此报。对于那位“朋友”，他原来只是要手上有个传媒，以作谋取社会地位的本钱，我当日拉他注资接办，真是犯了大错，自己“捉虫”，害了同事，实在惭愧。

这个报，在五十年代初期创刊时很困难，送都没人要，经过我们艰苦经营，渐渐摸出门路，创造了一些特色，销路上升，曾为香港行销最大报纸之一，只是好景不长，一个风暴，元气大伤，自此陷入艰苦经营，在报业竞争越来越剧烈的时候，眼看支持不下去了，但毕竟已有规模，且仍有一群好同事，大致都能同心同德，我们认为只要注资发展，仍有可为的。我找这位“朋友”，最初只是请他支持广告，但他说可以在更大范围合作，原来他想办报，我是这样把他引来的，他是外行，又不是真老板，真老板要看过编辑方针才决定，计划由我起草，整个交接过程由我和他两个合作完成，但他一接手马上就派心腹来管我，这个牛高马大的心腹一来就作威作福，说他有不懂游水就做救生员的经历，一到任就施下马威，扫几个老职工出门，高薪雇用不够格的记者编辑。恰逢调薪，这些新来的还大幅调升，老职工只象征性地加一点，我反对无效，而这一来我马上被原有同事埋怨，我明知引狼入室，但噬脐莫及，多年低稿费支持我的作者又成批被斩，又都来埋怨我“不是朋友”，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总编辑已自身难保，弄得我两面不是人，精神深受困扰，患上失眠，情绪低落，要服镇静剂、安眠药，健康状况直线下降，这“老朋友”确实厉害，我怎干得下去呢？

于是我退下来，总编辑不当了，只仍挂个董事，开董事会，就听我那“朋友”训话打官腔，做朋友的嘻嘻哈哈，此时他是“老板”（其实只是假老板），却霸道十足，嘴脸难看。

我认为他还会体念种种情分，给我们保留个小房间，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做生招牌，以示他对人有情有义，谁知他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