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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1页）

这当然是我的认识落后于现实。

我发现甚至于在逐渐赶上现实时，今天我依然落后。我有过两次真正的大吃一惊。

第一次大吃一惊，是北京有北大的教授、正牌的文艺理论家赞扬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场文学革命，这赞扬是北大隆重颁发荣誉学位给金庸时的正式赞词。赞得十分认真。

武侠小说能够踏进北大的文学殿堂，进而高踞革命文学的大位，我实在是吃惊。这以前，北师大有教授把金庸推上大师的宝座，而且位列第四座，把茅盾、老舍都压下来了，那已使人吃惊。北师大又加上北大，大上加大了。

第二次大吃一惊，是看到这“万古云霄一羽毛”的盛赞而圣赞。这不是一时的第四，而是万古的唯一，就更加是我的思想所追不上的了。“万古”云云，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轻薄万古，直上云霄的议论。

我在追赶。我已经从通俗文学的层次又追而上之，认同金、梁他们的新派武侠小说，并不比严肃文学为差，有些成就更在一些严肃文学之上，而更加深刻、精彩。但我又记得北大教授、《千古文人侠客梦》作者陈平原的看法。他说，他从不看武侠小说而看新派武侠小说，以至于写书研究武侠小说，就写出了他这本《侠客梦》，但他还不能认同，武侠小说是比高雅文学更高雅的文学。我也如此，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够长进。

我曾经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作为名山事业，听说金庸也有过不写武侠写历史小说的念头。这多多少少都有写实在的历史高于虚构的侠客的味道吧。金庸还办过《武侠与历史》杂志呢，我认为历史比武侠正经，读者认为武侠比历史有味，已是“名山”。不知道侠不如史是不是错误的想法。

在“万古云霄”之下，我也许要急起直追，赶一赶时髦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

小　思

一段护书往事

——记陈君葆先生

一

陈君葆老师去世于兹十五年（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每逢想起在南丫岛、太古城追随他问学的日子，我感到愧悔，因为至今我还没有好好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现在年轻一辈，谁会知道陈君葆是谁？在香港文学研究起步时，我也并不知道他对香港平民教育、香港资料保存、中港文化沟通等等重要贡献。一位默默为中港文献资料努力不懈的文化人，香港除曾给他一个虚衔obe之外，实在亏待了他，现在他的后人想为他出版遗作，也一波三折。

最近在《大公报》看到谢荣滚先生所做《宋庆龄在香港——陈君葆日记摘录》，令我想起陈先生众多的贡献，不禁执笔试写他尽力护书的一段往事。

二

翻阅香港历史，不难发现在祖国危险关头，它往往能提供某种活存机会，让祖国向南开一口窗。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被日军入侵以后，有心的文化人早已忧心忡忡，惧畏一旦战火蔓延，我国珍贵的书籍善本，就会遭劫，于是想方设法，陆续装箱远运国外暂存，他们多选香港为安全的中转站，或暂托之所。当时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尽管已有备战措施，但许多人仍甚乐观，认为日军不会向此英人管辖的小岛下手。怎样才能以正当手续，让书籍合法地进口，转运出口，是他们最关注的程序，几经考查，知道只要通过一所重要学府，就可名正言顺过关了。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许地山和图书馆主任陈君葆成为理想的协助人选。几年内，以香港大学图书馆名义收取寄来书籍，数量极多，这项工作，实在吃力不讨好，因为书籍虽然运到港大，但并不属于港大，许、陈二人作为“中间人”，责任非轻。首先亲自拿提货单去取货，再要点收，更要找地方妥为保存，部分藏于图书馆，部分还得藏于上海银行保险库里。书籍运港途中，由于中国局势紧张，通讯不方便，船期不准确，阻障重重，累得中间人常要奔走竟日追查书的下落。另外，还需要处理十分杂复的物主身份问题，有些是私人藏品，有些是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有些是物主身份存疑，却左请右托要港大收留极珍贵书籍的。看陈君葆的日记，由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他就几乎天天为这些善本书费神。存馆书数目多少，现已无从准确计算，但只是郑振铎分期由上海寄港的善本书，到一九四○年底，已积聚了好几万册。

三

一九三八年初，香港已微闻日军攻打虎门、赤湾一带的炮声，到十月广州沦陷，政府与市民再不那么安心了，陆续做着防空演习，这种紧张气氛，令许、陈二人必须加快步伐，为那些公私藏书谋求安全之地。他们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著名学者负责整理、记录、装箱，准备分批海运到美国暂存。可是，太平洋战火一兴，海运无法如期通航，装了箱的书还来不及运走，日本军队已经开始进攻香港。此时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所谓“黑色圣诞”，香港市民在连天炮火下，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生活中。

日军在港陷三日后，就派出十多名军官由宪兵队长平川率领，到香港大学封查图书馆，在门外钉上“大日本军民政部管理”木条。真正是合该有事，他们仔细检查存书时，竟发现一百一十一箱已装箱的书，木箱上写着收件人是“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而付寄人是“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这批共三万册原属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就使陈君葆陷于险境，担上了“私通敌人”、“盗取中国古物”的罪名。负责接收及寄出那些书的两个人，许地山已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病逝，就只剩下陈君葆一人孤身担承这罪责了。当时平川认为事态严重，怀疑还有许多中国古物利用这途径运走，于是把陈君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刘国蓁、刘弼扣留起来，作长时间的盘问。陈先生日后回忆此事时说，他已作了最坏打算，尚幸当时日本人眼见馆中藏书极多，且尚懂尊重文化人，就放过了陈君葆，但仍要他与各馆员负责管理由总督部文教课接管了的港大图书馆。不久，他就亲眼看到那一百一十一箱善本古籍，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运离香港大学，运到何处，他无法知悉，依据常理推想，必然运回日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