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有些惭愧,当年马士英同学跟阮大铖一起进京通过了会试,成为“贡生”,但在随后皇帝亲自主持的的殿试中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刷了下来。
功亏一篑,沮丧的马士英很无奈,只好回家复读三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继续参加高考,终于通过殿试,高中进士。
接下来,他在仕途上出奇地顺利,先是出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不久,历任严州,河南,大同三地知府,崇祯五年(1632),升为右佥都御使,巡抚宣府(长城九边重镇之一,镇所在今河北宣化县),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谁知好景不长,马士英到任刚一个月,就被监军太监王坤举报,私自挪用公款六千两,赠送朝中的权贵。马士英因此获罪,被免职流放,后来辗转来到南京。
本来给上级领导送大礼,是晚明官场的普遍风气,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因此当时就有官员为马士英打抱不平,说他纯属流年不利,活该倒霉,甚至说他是被万恶的阉党给陷害了,因为告发他的王坤本是太监出身。
为马士英鸣冤屈的这些人中,颇有一些东林,复社人士。因为早年的马士英,从思想情感上是比较倾向于东林党的。
从声名煊赫的封疆大吏,到充军发配的待罪之人,落差实在太大了!马士英感觉像似做了一场梦,精神恍恍惚惚的。
略感安慰的是,在留都南京,孤独失意的马士英很快遇到了同样垂头丧气的阮大铖,两个倒霉蛋久别重逢,相拥而泣,感叹唏嘘。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相同的遭遇和处境,让二人倍感亲近,从此,两个人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在《明史》里,马士英与阮大铖虽然都被贴上了“奸臣”的标贴,但这对难兄难弟的友谊似乎比许多革命同志还真诚。除了相同的境遇,还因为志趣相投,相互敬佩,他们俩都是有才华的人,阮大铖精戏曲,马士英工书画,马士英留下的一幅山水立轴,本世纪初曾拍下五十万元的高价。
在这段异常艰难的日子里,阮大铖经常请马士英看戏,并从戏班子里挑出声色俱佳的歌妓送给他,以慰藉马士英客居异乡的寂寞。马士英投桃报李,即使是阮大铖在被排挤,被驱逐,躲藏进牛首山里的最为狼狈的时候,他也不顾别人的白眼,依然陪伴在阮大铖身边,不离不弃。
就这样,他们经常推杯换盏,互诉衷肠,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鼓励,感叹着命运的不公。唯一不同的是,阮大铖还在做着种种的努力,绞尽脑汁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而马士英已经心灰意冷,开始认命,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巨额财富的支撑,没有贵人相助,他不相信还能时来运转,还有什么人间奇迹能够出现。
可是,奇迹竟然很快出现了。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的一天,一队骑兵风驰电掣般来到马士英的寓所,高声宣读圣旨:起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总督凤阳。
喜出望外的马士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懵了。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铁哥们阮大铖背后为他打点办理的时候,眼眶湿润了。
大恩不言谢,我心中是有数的!
平心而论,出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他刚一出山,就平定了保定总兵官刘超发动的叛乱。
刘超本来是四川总兵,后因事被罢免,闯王李自成进攻开封时,刘超上书朝廷,愿意招募家乡的土寇前去救援,于是被起用为保定总兵官,率军开赴前线。
但接到谕旨的刘总兵又害怕了,不敢带兵去跟声势浩大的大顺军对阵,朝廷虽多次催促,他仍宿留家中不动,并且还因私人恩怨杀掉了御史魏景琦等三家人。保定巡抚王汉前来责问,刘超干脆连王巡抚也杀了,占据城池举兵造反。
凤阳总督马士英奉命前去征讨,连战皆捷,最后筑起长围将保定城重重围困。刘超原与马士英相识,势穷请降,马士英假意答应了。刘超出城相见,不肯解去佩刀。马士英笑笑说:“你既已归附朝廷了,还带佩刀干什么?”走过去亲自给他解了下来。
不久,马总督暗地里遣散刘超的亲信,找机会捆绑起刘超,向朝廷献俘。刘超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处死了。
随后,马士英率领手下两员大将黄得功,刘良佐又去进攻张献忠的农民军,获得潜山大捷,把大西军赶出江北。当时中原鼎沸,农民起义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南直隶省还能保持相对的繁荣和安定,这里面少不了马总督的一份功劳。
有了马士英这棵大树的遮挡,阮大铖明显又活跃起来。经马士英介绍,他结识了勋臣刘孔昭,太监韩赞周等人。要说阮胡子也真有本事,家里又有钱,时间不长,他跟刘孔昭,韩赞周就变成了莫逆之交。
唯一遗憾的是,阮胡子还不能出来做官,因为崇祯皇帝坚持逆案很坚决,马士英不敢,也没有机会举荐阮大铖。
老谋深算的阮胡子感到愤懑:既然仍要靠边站,那么借助马士英的势力,收拾几个曾经欺侮我的仇人,出出胸中这口恶气,也能痛快一些。
于是,他把矛头首先对准了正在走桃花运的复社公子侯方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