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衿说,走,去你住的地方看看。陆秋生仍然站着,不动。方子衿说,走呀,你怎么还站着?陆秋生怯怯地说还是不去了吧。方子衿说,为么事不去?你是我哥,我去看看我哥住的地方不成?陆秋生说,我不是你哥。方子衿说,就是,我说是就是。你如果不是我哥,你么样为我做那些?陆秋生抬起头来看她,那张脸虽然布满了岁月风霜,眼睛却还依然晶亮有神。他的目光仿佛有刺一般,猛地刺了方子衿一下。方子衿本能地向后伸了伸腿,想退,最终还是停在那里。
她的语气委婉了许多,说我想去看看你住的地方。
陆秋生摆了摆头,说,不行的,要登记的。
听到这句话,方子衿如梦方醒,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去。可她又有好多话想和他说。这里人多眼杂,自然不是说话的地方,又不能去公园等一类场所。她这身打扮,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是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一个修鞋匠,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对比太强烈,肯定会引起那些巡逻的民兵注意。她说,我想和你说说话。
陆秋生抬头四处看了看,然后迈开双腿,越过她,向前走去。她没有说话,推着脚踏车跟着他。又走了一条街,陆秋生在一个街口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担子,搁在街边,从鞋匠箱子旁边取下一张小凳,塞到屁股下面坐下来,又摆出另一张小凳,放在方子衿面前。方子衿站在那里,没动。陆秋生拉开小抽屉,拿出一只鞋,又拉出下面的抽屉,拿出皮锉胶水一类东西。他开始锉那只雨鞋。
方子衿支好脚踏车,弯下腰,抓过那张小凳塞到自己的屁股下面,坐下来。她好奇地问他,你么时候学会补鞋的?
陆秋生说,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战争。在部队的时候,他常常要去侦察敌情。为了隐蔽自己,不得不给自己找一种保护色。这就是国民党军官和共产党军官的区别。国民党的军官,确实都是军官,或者说是军阀,可共产党的军官是一些万金油,做什么都身先士卒。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非常激动,也带着感慨。她知道共产主义是他的最后信仰,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了这个信仰献出了很多。如果这最后的信仰都失去了,他心中的幻灭感会多沉重,她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他心中永远的刺,她不想去碰这根刺,也没有能力去碰。
她转换了话题,问他,你不是在红川吗?么样回到宁昌了?
面对她的提问,陆秋生只简单地回了一句,红川没法呆了。她反复问他,他才说,以前,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留了下来。他是被管制分子,工人编制,一个月拿十八块钱薪水,和刚参加工作的工人一样。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心里也十分委屈,多年来,一直在写信向上面反映自己的事,希望上级党组织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可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
方子衿不解,问道,为么事?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
陆秋生说,他找以前的老领导打听过了,像他这种情况的不少,甚至有很多职位比他高的,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人全都是经过长时间革命斗争考验的,可以说是忠诚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得罪了某些领导,结果被这些领导借助运动之机给整下来了。陆秋生的父母虽然是高官,但解放后在中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相当一段时间在江西工作。后来又调去了北京,对于中衢的影响力更小。而中衢各级干部,也都在这几年间有了较大的调整。以前答应留下他的那些干部全都调走了,新来的干部,既不了解情况又和他没交情。那些人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在肉体上摧残他在人格上污辱他。他心里清楚,那些人是想逼他走。他无路可退了,只好提出辞职。他的辞职报告交上去的第二天,户口就给下了。他知道这事在局里没法解决,跑去找市委组织部。人家将他当成皮球,踢过来踢过去。他想,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能回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恒兴,那是他退伍后参加地方工作的第一站。那里有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他们或许愿意收留自己?此外,就只有宁昌。宁昌是他的原籍,可他觉得回宁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宁昌毕竟是省会,是大城市,由小城市调往大城市,难于上天。整个中衢省,想调进宁昌的有多少人?恐怕数十万计,可每年真正进入宁昌的,大概也就百来个人。
陆秋生回到恒兴,才知道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以前的老领导,有的死了,有的上调走了,有的被打倒了。留下来的干部,不是没什么实权,就是明哲保身,听说他的情况就向后缩往后躲,面都不肯见。无计可施,他只好到了宁昌。在宁昌,他能找的只有杨维华。杨维华如今升了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杨维华说,目前这种形势,他也不敢公开出面帮老同学,只能暗中援手。他给陆秋生出主意,叫他打个报告,通过正常渠道递上来,局长办公会上,他会帮忙说话。陆秋生将报告交上去,回到红川等了三个月,终于有了回信。接到通知的时候,他都有些不相信是真的。
工作了这么多年,他身无长物,仅仅只有一床破被子几件旧衣服。他将被子往身上一背,提着那口跟了他许多年的破箱子上了路。这半年多时间,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已经没有钱坐车,只好从红川步行到了宁昌。在分局,他用那张通知单换了一张户口迁移单,然后赶到派出所。派出所长拿着单子,二话没说,给他上了户口。
户口虽然出乎意料地上了,陆秋生还是茫然,自己出生和长大的这座城市,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可是,哪里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好在所长对他说,我知道你没有住的地方,我已经找过房管局,给你作了安排。是你们家的老房子,你拿着户口,去一趟房管局,他们会给你住房证和钥匙的。陆秋生原想感谢一番,转而一想,自己这种身份,连感谢的资格都没有了,说感谢的话,实在是一种奢侈。
他往外走的时候,所长又问他,你没有工作,今后怎么生活?陆秋生停了下来。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从红川到宁昌这一路上,他一直都在想。可是,他无法想象。自己出生入死参加革命,现在竟然连基本生活保障都失去了,他第一次对人生感到绝望,什么念头都有。听到派出所长如此一问,他向外迈动的脚停下了,几乎要痛哭失声。
所长说,你有么手艺吗?他开始摆头,继而想到自己为了侦察敌情,曾经学过皮匠,说我会修鞋补鞋。所长松了一口气,说这样就好办多了。我给街道打声招呼,让你修鞋好了。修鞋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陆家在宁昌原有一幢很大的房子,当时就有四十多间。解放后,政府把这些房子没收了,分隔成许多小间,安排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拿着户口到房管局时,人家也没说任何话,将其中一小间给了他。他于是在宁昌安下了家。世事说起来就是这么奇巧。如果他没有被划成右派,就算花再大的功夫,想进宁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方子衿听了他的经历,心里不是滋味。如果不是为了心中的那份爱,他不会将她从恒兴弄到宁昌,她也就不会遇到胡之彦。如果不是为了帮她清除来自胡之彦的威胁,他也不可能得罪文大姐。为了这份情,他的付出是如此之多,可是,又半点回报也没有。想到这一切,她的眼泪立即流了出来。
陆秋生一见,立即说:&ldo;快点揩干净,这是在大街上,人家见到就麻烦了。&rdo;
方子衿一边揩眼泪,一边说:&ldo;哥,我心里好苦。&rdo;
陆秋生说:&ldo;苦么事苦?我蛮好的。你一定想不到,我比你收入还高。&rdo;
方子衿说:&ldo;你不用哄着我,修鞋能挣多少钱?&rdo;
陆秋生给她算了一笔账,打一个补丁,小的二分钱大的能挣五分钱,如果是皮鞋就收一角,补丁大一点,收一角五。钉一对鞋掌是五角。还有修伞呀,修包呀等等。如今这年月,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所有的东西都是修了又修补了又补,无形之中,倒是他的生意好了。他的活干不完,一些老熟人的活就带回家晚上干。好的时候,一天他能赚够三块,就是差一点,也在一块以上。一个月下来,少说也有五十多块,多的时候上百块。他一个人生活,开销少,十块钱足够了。
她不可能在这里呆太长时间,时间一长,会引起别人怀疑。不得不走的时候,她说,哥,把你的地址给我,有空的时候,我带梦白一起去看你。陆秋生说不,你不要去。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去了对你不好。你也不要对别人提起见过我的事。你回去吧,就当我还在红川。方子衿坚持,陆秋生只好拉开抽屉,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拿出半截铅笔头,在舌头上蘸湿了,写下地址。
方子衿接过地址站起来,扶着脚踏车,用脚轻轻磕开支架。临走之前,她还想对他说些什么,却又觉得没法说出口。人的一生,什么债都能欠,就是不能欠情债。感情的债,一旦欠上,再轻也是沉重,永远都还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