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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桥兵变与宋代抑武之策（第1页）

对于赵匡胤得以“黄袍披身”的陈桥兵变，虽宋代官私史籍以及文人骚客如苏轼宣称是上符“天命”、下应人心的“应天顺人之举”，（《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乙巳条注，第5页。www.Pinwenba.com）但其究竟如何，宋代君臣心中十分明白。因此，宋代君王自太祖以下，都注意抑制武将势力，尤其对颇有声誉的武将，更是严加防范，甚至不惜采取非常手段。

“杯酒释兵权”即是太祖为避免五代时“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数十年间”“凡易八姓，战斗不息”（《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庚午条，第49页。）之危局重现而做的努力。但天子“必不自将亲兵，须择人付之”，（《长编》卷八乾德五年二月甲戌条，第190页。）所以其防范的重点只能放在有才干且得“人望”的大将上。乾德元年，太祖欲以宿将符彦卿“典兵”，并反驳赵普“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兵柄”之说:“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能负朕耶?”于是赵普反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二月丙戌条，第83—84页。）作为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赵普“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一语，既点出了陈桥兵变的实质，也击中了宋朝皇帝的心病，由此平庸而无令誉的将帅大行其道，与之相对，连以谨慎忠厚闻名于世的宋初名将曹彬也曾遭到天子的忌疑:先是，上（太宗）念征戍劳苦，月赐缘边士卒白金，军中谓之月头银。镇州驻泊都监、酒坊使弥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上云:“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银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又巧诬以他事，上颇疑之。参知政事郭贽极言救解，上不听，（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兼侍中。（《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戊寅条，第537页。）

弥德超为太宗的“晋邸”旧人。曹彬自是明白人，深知自己罢官原因是“得士众心”而遭天子忌疑，所以对弥德超的诬告概“不自辩”。此后弥德超得罪天子被贬，于是太宗又为曹彬“昭雪”。（《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二，第36页。）

至仁宗朝，社会统治相对安定，但防范武将似较宋初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士大夫表现出较君王更为严厉的态度。宝元二年（1039）五月，武将王德用擢任知枢密院事，其“状貌雄毅，面黑，而颈以下白晳，人皆异之。其第在泰宁坊，直宫城北隅。开封府推官苏绅尝疏‘德用宅枕乾岗，貌类艺祖’。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辅继言之，语与绅同。且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罢为武宁军节度使，赴本镇”。（《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四，第222页。）虽然士人对王德用上谢表自辩之语颇为激赏:“状类艺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冈，先朝所赐。”称“时人莫不多其言”，《孙公谈圃》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但却无在朝堂上公开为其辨雪者。

至皇祐五年（1053），大将狄青也以军功拜枢密使，于是文臣们纷纷上疏攻讦之。如知制诰刘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变”，便“献《救日论》三篇，备言所以防奸御变之术，（狄）青见而恶之，谓所亲曰:‘刘舍人以此洗涤青邪!’”（《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亥条，第4435页。）据《野老纪闻》云: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负之，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罪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白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野客丛书》附录一《野老纪闻》，第449—450页。）

狄青于嘉祐元年（1056）八月罢枢密使，二年二月卒。文潞公即文彦博，时任宰相。《宋史·吕景初传》云吕景初因狄青“得士卒心，议者忧其为变”，故上书言“权臣有虚声，为兵众所附，中外为之恟恟”，并“数诣中书白执政，请出青”，但“文彦博以青忠谨有素，外言皆小人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虽忠，如众心何，盖为小人无识，则或以致变。’”（《宋史》卷三○二《吕景初传》，第10021页。）欧阳修也因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而上言“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议者已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故狄青“虽其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因此上“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第10379页;《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七月丙戌条，第4426—4427页。）可知文彦博起初并不赞成解除狄青枢密使，但迫于舆论而改变主意，甚至将“得军情”的狄青与太祖发动陈桥兵变事比类，迫使仁宗同意罢免狄青。至此文臣们藉口仁宗“不豫”，并附会狄青“家犬生角，数有光怪”之类征兆以及“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等口实，（《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亥条，第4435页。）故被视为“忠臣”但“得军情”的狄青便罢官被赶出京师，并被不断惊扰而终因“惊疑”而卒。

南宋初高宗杀大将岳飞，也与宋廷将防范武将之策相关。岳飞被杀原因固然甚多，但岳飞作为统军大将且又甚得军情人望，实是其中一大原因。《宋史·岳飞传》称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5页。）《朱子语类》中记有朱熹与其门人的谈话，其中对岳飞的一些议论便颇可说明其间关系:问:“岳侯若做事，何如张（俊）、韩（世忠）?”曰:“张、韩所不及。却是它识道理了。”又问:“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曰:“次第无人。”（（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七《孝宗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60页。）

岳飞恃才不自晦。……飞作副枢，便直是要去做。张、韩知其谋，便只依违。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兴至今日人物下》，第3166页。）

可见，为人“忠勇”且“直是要去做”事的岳飞反而被诛，其关键即在于遭高宗“忌之”。（《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兴至今日人物上》，第3148页。）而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高宗任命张俊、韩世忠、岳飞为枢密使、副使，解除三人兵权，其目的仍在于预防“意外事有叵测者”，而“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八月戊子条，第3册，第44页。）因此，宋人罗璧即将高宗、秦桧此举与太祖、赵普之“杯酒释兵权”相提并论:“唐衰病于藩镇跋扈，赵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之计，藩镇遂消。宋南渡息兵，张、韩、刘、岳拥兵方面不释，秦桧各除枢密使召之，由是兵权去手”。虽然罗璧认为赵普“忠谋，桧则奸谋也”，（（宋）罗璧:《识遗》卷二《三大处置》，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但两事之目的相同，即通过消减武将集团势力以强化君主集权。因此，高宗、秦桧此举亦被后人称为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