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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剿匪(第1页)

东北地广人稀,剿总司令部兵力极为有限,而土匪大都散迹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在随着国际局势的大动荡,中东路、俄国内战、干涉军在东北的新动作,还有东北新政的酝酿和人民党的成立等等,张汉卿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在辽阔的东北和土匪捉迷藏;但是好不容易得来的局面,一旦松懈,土匪将卷土重来。

怎么办?

在奉军总部和剿总司令部各大员头痛不已时,张汉卿已经构思了一个影响未来中国深远的想法:即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人民战争,将土匪彻底淹没在人民战争这个汪洋里。

张汉卿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

一、各师和旅要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并要求各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作出全面计划,区分轻重缓急,实行集中兵力围歼和追打相结合,除恶务尽,避免以往兵去匪来的现象。

二、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利用土改来建立巩固的后方,使土匪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对内外勾结、通匪资匪(特别是粮食、药品)者,给予重处----轻则家人连坐没收家产,重则斗争后判大刑直至枪毙,整个一窝端。

三、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张汉卿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并争取土匪反水,给奉军剿匪提供情报,将功补过。

四、在消灭大股土匪后,要果断将军队力量放在安顿地方局面上来,各地区要依此组建庞大的民兵队伍,隶属于各地人民武装部;警察局要在各个乡镇组建派出机构,即派出所。为补充这两股力量以民生为主的缺点,在各县城及农村重要据点还设置了准军事化部队----武警部队的想法也诉诸脑际。这样一来,主战部队就可以腾出手来。在未来,还可以用这些准军事化的部队去作为与境内日据地盘缓冲的第一线。

在分兵剿匪的同时,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组织大批的军政干部下乡,开展反霸除奸和土地改革运动。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出了数万名干部,组成了大批的农村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深受匪患的百姓们热烈欢迎这些工作组的先生们(因这些干部们绝大多数都是由张汉卿的学生军组成的政工干部,老百姓对这些能够识文断字的娃娃先生们一是好奇,二是敬畏,三还是感激,因为娃娃们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还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指导监督土改的运行,使翻身农民们真正获得了土地)。

剿匪、土改和“反好清算”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方针、政策获得的成功,使以张汉卿为主要负责的剿匪部队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在东北获得了很大的威信。更重要的是,这些立足于当地的干部成为奉军控制地方的重要基石,并在后来成为人民党的骨干,在人才储备上增加了力量。

自从制定了新的剿匪方针,各部队的斗争大见成效。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中,27师组织了精干的剿匪小分队,采取不停歇的追击与钉楔围困相结合的方法,穷追猛打,最终剿灭了刘甲一、方雨堂、李桂新等股匪徒。其中,剿灭李华堂的战斗,便是一场穷追不舍的恶战。10月,奉军54旅在剿灭刘甲一后,转战至吉林省的白山、江源、柳河等地,兜剿刘甲一部。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歼灭刘甲一部1000余人,刘仅以随身40余人逃遁。为了彻底肃清余匪,54旅派出了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穷追400余里,终于在11月下旬于新开河畔将半渡的刘甲一击毙。在围剿方雨堂时,剿匪军对逃入深山的方匪实施久围长困,布下明岗暗哨,同时,组织部队进山反复搜剿,使方雨堂无粮无宿,疲于奔命,最后彻底被歼。

在追剿实践中,各部队创造了寻踪和破迷两条经验。寻踪是追剿流窜股匪的重要手段,如同熟练的猎人凭借蛛丝马迹去寻觅野兽的走向一样。寻踪,包括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秋末林中拨踪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堪察秋末森林中落叶被踏踩的痕迹,来判断土匪的去向。落叶被踏碎或被搓,且有比较宽的面积时,则证明是有人员走过。反之,如果痕迹凹道狭窄而较深,道面不平,则证明是野兽所践踏。

第二种,是春秋季草甸拨踪法。一般来说,当人和马从草甸上经过时,由于行走踏踩,必定要留下痕迹。而且往往草斜倒的方向,即是土匪逃遁之方向。如若踏过的道中,已有部分草立起时,即说明人马已经过去多时了;如若无草立起,则说明匪徒刚过去不久。破迷是一种识破土匪设圈套的方法。当土匪遭到追剿打击时,往往化整为零,沿不同方向逃遁,以迷惑对手,这时,如果停止追剿,则正中匪计。所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应向最大一股逃匪追击,将其歼灭后往往可查知其联络记号与集合地点,再一一歼灭之。

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地区中,佳木斯是匪患的重灾区。佳木斯的南部和两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佳木斯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栖息地。然而,在29师吴俊升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吴俊升说:“根据佳木斯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战术上采取了以下这些办法:

(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也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

(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在土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阻击部队,再派出精干的部队带上干粮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

(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地坚壁清野,使土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

(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军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有时可化装成便衣搜索。

(六)在山林中清剿零散匪徒时,不宜使用大部队,尽量以小分队清剿。”

此举造成在北安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

除了匪患严重的黑龙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区外,吉林省西北部和奉天省南部的剿匪工作也取得进展。到1919年底,这两省各地共瓦解土匪100余股,击毙东北最大的匪首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连同黑省亦消灭股匪50000余人,基本上稳定了东北的局势。

剿匪所带来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威信上。由于匪徒在东北基本绝迹,各地治安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从而使警察及武装警察能够代替军人行使维持地方成为可能,为军警真正分离作了注角,还可能使得奉军由主要维持地方治安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机动部队。

也是因为剿匪的成就,以及对于纯洁奉军士官的目的,在奉军扩充兵员的工作中,东三省巡阅使署、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均先后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奉军建军初期收编土匪部队和成分不纯人员的教训后,作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在扩兵中以基本群众成分为主,大批地吸收经过群众斗争的农民到部队中来,不得吸收兵痞、流氓、土匪、会道门等分子;扩兵对象都要经过审查,政治纯洁,来历及其家庭清楚者,方可吸收并进行细致登记,不能不经审查马虎凑数。;对来历不明,家庭情况不清者,不得收留。

借助着土地改革的威力,扩兵工作波及每一户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兼扩军运动中,仅人口稀疏的佳木斯一地,就有5000余人参加奉军。而人口稠密的辽中地区等,参军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由于政策得利,以及“保卫胜利果实”的大力宣传,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使奉军的主力部队获得了比较大的补充。到1919年底,奉军共补充兵员5万多人,使得各师均达到1。8万至2万人左右,有的师还增编了补充团,各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也给将来的扩编带来新鲜的血液和充足的人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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