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活着,还是死去&ot;,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千古难题啊。
选择死去,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骄阳》的短篇,以一些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老舍之死。人们看到,&ot;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ot;。最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后,几个老北京在一起聊天。
张百顺问:&ot;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ot;
&ot;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ot;
&ot;那干吗要走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ot;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ot;&039;士可杀,不可辱&039;啊。&ot;
王利发说:&ot;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ot;
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红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但是,有的耻辱是无法忍受的。而死亡是耻辱者唯一的抗争手段。
其次,让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糟踏中国文化?
当爷爷的蝴蝶标本被毁坏的时候,当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书籍被焚烧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死,还等什么?
苏叔阳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究竟死在哪里合适?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那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后,&ot;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ot;没有想到,最后作家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样,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他向死而生。
第三,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追问: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陈村写过一篇题目就叫《死》的文章,谈的是傅雷之死。他写道:&ot;在动乱岁月中,我们说到你,说到你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不堪的苟活。&ot;傅雷活在东方的恬淡与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活得忧郁、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我们从他那纵横交错的手纹中,认出困顿的童年,认出甜美的爱情,认出勤勉与正值、压抑与愤懑,更认出不谙世故与洁身自好,他&ot;不是不屑,却是不能&ot;。
我们永远也无法还原前人的心灵状态。然而,我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前人做出抉择时候的理由,也将是我们的理由。
第四,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死去。
德?普鲁斯说:&ot;幸存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幸存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幸存者的个人经验之外。&ot;那么,抗争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一种特殊的价值。
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激活了历史的记忆;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最近,陈徒手写了一本名叫《人有病天知否》的书,副题叫《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其中,专门有一章《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剥茧抽丝般地透视了老舍晚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况。这篇纪实性的文字写得抑扬顿挫、一咏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