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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1页）

本来，王芷涯以为，这下子彭加木会打消去边疆的念头，会说：&ldo;好吧，那我就留在上海。&rdo;

谁知彭加木真的是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的人。他看了公函，很坦然地说：&ldo;我情况过去我也知道一点，对我去新疆不会有什么影响。&rdo;

听了彭加木的话，王芷涯深为感动。她想，有的人没病装病，有的人小病大养，有的人想方设法要留在上海，有人甚至说彭加木如果不到边疆去就不会得癌症！而彭加木呢，医院明确认为他&ldo;不得离开上海&rdo;，他却再三请求要到边疆工作！这两种人的思想境界，真是天壤之别！彭加木是一个&ldo;一不做，二不休，不达目的不罢手&rdo;的人。他人在上海，心儿早就飞到边疆。他接二连三地向组织上请求&ldo;放虎归山&rdo;。

请读一读彭加木当时所写的报告。原文照录，一字未易。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多么感人的力量！

1957年9月9日，彭加木给组织写了这样的报告：

近期间总是想着如何能早日到乌鲁木齐去，因为现在病已基本上好了。治疗已暂告结束，体力上已可担任一些工作。新疆方面的工作，由于在1956年已订了计划，各方面已做好准备，如果我不去，而一时又找不到代替的人，那么那些准备工作就要落空，整个工作也将受到影响。此外，也会影响到动员更多的人去新疆工作。

问题关键在于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到乌鲁木齐工作？我的看法是，在乌鲁木齐工作与在北京、上海工作，对体力上的要求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我的病与所在地区无关，留在上海，未必就不会发病；去到乌鲁木齐，未必就会发病，即使发病，可以先行在乌鲁木齐治疗，必要时可以回上海治疗，这样做对病情无大影响。

在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当然都是很优越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可以畏难退缩？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边疆的道路上摔过一跤（作者注：彭加木把患癌症称为&ldo;摔跤&rdo;），可是爬起来了，拍拍灰尘，又要继续前进。只是应当吸取教训，眼睛更敏锐些，脚步更小心些，争取不再摔跤。因此，已经向综考会简焯坡（作者注：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的一位负责人）提出，希望在取得医生同意后，在九月中旬后回北京，并尽可能早日到乌鲁木齐……

也就在这一天，彭加木又同时给简焯坡写了一封信，请求赴新疆工作：

我正以最大的努力来和疾病作斗争，以期早日取得完全的胜利。8日拍摄了胸部正面及侧面的x光照片，结果很好。

……

新疆的工作，没有疑问是急切等着人去做。我认为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我尽可能早些去乌鲁木齐，做一些体力所能胜任的准备工作。我对那儿的情况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争取沿海一带的有经验的人去协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里联系、准备。……如果我能够在上海做一些轻微的工作，没有理由就不能到乌鲁木齐做一些轻微的工作。一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争取人去边区工作的困难。人们对边疆有过多的、认为是十分荒凉艰苦的误解，我更不愿意由于我生了一场病而加深人们的误解。这种情况事实上已开始产生了。

医生们曾经认为我的病情十分险恶，这是我知道的，最近王芷涯同志曾经代表组织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其实，在医院时从各方面的观察，我也已知道一些，只是没有那么系统罢了。不过，我是十分乐观的，无论任何严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获得胜利。我甘愿忍受一切痛苦，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干一天。我还准备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来应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客观上的需要。关于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与地区无关，发病的可能性到处一样。与其消极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积极的打算，如加以适当注意，在外也不一定会发病。

（二）在上海对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对人对己的影响均不好，一个人如久受消极因素的侵蚀，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实上已增加了动员人去边区参加工作的困难。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医疗条件，在乌鲁木齐是能够满足的。

……

由于有人过去一阶段患病的经验，我对于如何能适当的控制，已觉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我就立即去乌鲁木齐，如果工作上确实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么就在这期间内先去昆明，一方面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面可作为体力上的一个试验阶段。

彭加木在寄这两份报告之后，急切地期待着组织上的批准。他一边治病，一边开始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做实验，以尽快恢复自己的体力。

然而，领导上并没有马上批准彭加木的请求。彭加木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向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请战。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再一次提出恳切的请求：

经长时间的调理休养后，现已恢复健康。这是由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严重的病才能迅速痊愈。

现在我抱着像一个士兵等待着&ldo;重返前线&rdo;的焦急心情，恳切地请求你准许我立即回到边疆去参加进攻科学堡垒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