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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ldo;记者团&rdo;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ldo;主力&rdo;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气。一九二○年九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扬诺维奇初来乍到广州，很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骑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nhop，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ecлnh，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那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扬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斯托扬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ldo;远东共和国&rdo;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ldo;中立&rdo;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ldo;光光&rdo;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ldo;扎根串联&rdo;那&ldo;根&rdo;都&ldo;扎&rdo;得很准。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ldo;串联&rdo;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ldo;生意佬&rdo;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ldo;向导&rdo;。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ldo;物以类聚，人以群分。&rdo;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

当事者谭祖荫在一九八一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ldo;两个俄国人（引者注：指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lso;光光&rso;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引注者：即佩尔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二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rdo;《谭祖荫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由于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没有建立起来。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在所难免的。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是来自李大钊身边‐‐就连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也曾吸收了黄凌霜!

第五部分：响应北大三员&ldo;大将&rdo;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ldo;正宗&rdo;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段：&ldo;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ldo;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ldo;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rdo;此文署&ldo;匏庵&rdo;，乃杨匏安的笔名。写此文之际，杨匏安二十三岁而已。他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ldo;布尔什维克&rdo;主义。可惜，斯托扬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一九二一年在广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才加入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一九二五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三一年被捕，死于刑场，终年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