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页小说站

第22章（第1页）

将材有所谓&ldo;体&rdo;、&ldo;用&rdo;之分。将材之体在于&ldo;得士卒之心&rdo;。曾国藩指出，古代名将得军心之手段，往往靠钱财之外的精神魅力。近代则不然：&ldo;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rdo;，&ldo;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rdo;。好的统领营官应备两端：一为真心实肠，服从上司；二为精打细算：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湘军初期名将王鑫虽精明能干，然始终不依从主帅曾国藩，过于自负，曾氏谓之&ldo;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rdo;。古人称将材之用有&ldo;五德&rdo;，即&ldo;智、信、仁、勇、严&rdo;；西方人论将则曰&ldo;天才&rdo;，强调&ldo;天所特赋之智与勇&rdo;。曾氏则从个人经历出发，认为&ldo;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rdo;。曾国藩本一介书生，于带兵统将之事毫不相干；最终能够削平大难、建立事功，靠的便是&ldo;良心血性&rdo;。

其次，曾国藩提出识人用才之道。曾氏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别。人才并非天生得来，而&ldo;以陶冶而成&rdo;，且随时有转移可能，故识人不可眼光太高，动辄谓无人可用。访求人才之道，乃&ldo;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rdo;。以曾氏用人经验，人才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重的人才，&ldo;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rdo;。其不足在于缺乏生气，&ldo;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rdo;；乡气重的人才，&ldo;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rdo;。其不足在于&ldo;一事未成，物议先腾&rdo;。曾氏培养人才，在&ldo;劳苦忍辱&rdo;四字痛下功夫，故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用才之道在于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显其所长。

第三，曾国藩以儒生治军，终成大业，靠的便是&ldo;尚志&rdo;、&ldo;诚实&rdo;和&ldo;勇毅&rdo;。曾氏认为，辨别人才之高下，首先视其志趣：&ldo;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rdo;。他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举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之人。这样的人却最易埋没，&ldo;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rdo;。而那些贪婪退缩的庸俗之辈，却往往&ldo;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rdo;。那么如何培养高尚独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讲，&ldo;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rdo;；&ldo;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rdo;。&ldo;尚志&rdo;切忌&ldo;喜誉恶毁之心&rdo;，即&ldo;患得患失之心&rdo;，&ldo;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rdo;。总之，&ldo;尚志&rdo;之目的在于&ldo;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rdo;，亦为&ldo;好师好友好榜样&rdo;。

曾国藩治军亦推重&ldo;诚实&rdo;。他强调做人要光明磊落。&ldo;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rdo;。&ldo;诚实&rdo;于治军颇为关键。&ldo;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rdo;；&ldo;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rdo;。湘军中尽用儒生，亦不乏武将，曾国藩对二者的团结尤其注意，教之以一个&ldo;诚&rdo;字：&ldo;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rdo;。曾国藩专用诚实质朴之人，认为&ldo;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rdo;。因此，&ldo;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rdo;。&ldo;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质，有其质而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rdo;。他主张任用诚实之人，&ldo;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rdo;。

曾国藩认为治军尤要做到&ldo;勇毅&rdo;，不可轻易夺其志。&ldo;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踰，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rdo;。选拔人才亦如此，&ldo;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rdo;。曾国藩回顾当年艰难困顿于湖南江西之际，&ldo;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rdo;在此期间，曾国藩从&ldo;耐烦&rdo;二字痛下工夫，坚定意志，&ldo;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rdo;。治军尤其如此。&ldo;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rdo;。曾国藩将治军比作行船，云：&ldo;如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