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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关于萧乾夫妇的文章后，一直就很想写一篇关于家翁的，特别想写他晚年生活的有趣轶事。可是，写自己的家翁，总有自我吹捧之嫌，为了这点点头巾气，“吾家翁”就搁下来了。

家翁病重离世前约十天，罗孚伯伯为编辑此书约稿，希望我写一位熟悉的、值得写，又与香港有关的人物，建议我写家翁。当时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家翁符合他开的条件。

也许就该由罗孚伯伯谈起吧！罗孚的书和文章我读过不少，其人其事也早有所闻，但第一次相识还是九三年周策纵教授在香港所介绍的。随后一年，罗孚与香港作协潘耀明兄等路过湾区，我们在旧金山又见了面。我想罗孚与家翁同在报界，应是旧识，于是问他可认识陈梦因，那时他始知陈梦因乃家翁，并且就在湾区，欢喜不已，急着要相约见面。我当晚告知家翁，老人家比罗孚还要兴奋。原来他们自抗战时在桂林逃难时认识，有的是过半世纪的交情。于是立刻约好日子，家翁随即忙着浸发鱼翅、烧海参、炖鲍鱼，准备老友光临。

那夜，罗伯伯及伯母进门，翁姑迎迓，四老欢喜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问：“您们多久没见面了？”他们答：“总有几十年了！”却原来，从前《星岛》偏右，《大公》为左，同在香港，同是大报老总，数十年来不相往还，这对老朋友要在几十年后的美国才能痛快地表达友情。香港小如弹丸，两岸夹缝也不宽，为了不同的“阵营”，好友相隔竟如银汉双星，绝少碰面，也可说是历史的独特现象。

自家翁与罗孚伉俪“重逢”后，时相思念。罗孚每到美国，家翁必定亲自下厨招待；家翁返港小住，罗孚亦必设宴畅叙。

大时代的浪漫人生

谈到历史，像家翁与罗孚那一代人可谓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一生的经历反映了中国和香港的历史；他们的命运，紧紧与中国的命运相系。家翁五名子女，四人的名字都与中国历史有关：大姐纪远志记一九三六年日军入侵绥远，中国军民在百灵庙英勇抗敌；纪安乃纪念翁姑携手在西安宣传抗日；纪临是纪念湘桂大逃亡时在桂林宣传抗战；纪旋乃庆祝抗战胜利凯旋。

家翁是中山人，在澳门出生及度过童年。他生于一九一○年，那是清代最后一年；换言之，他生于帝皇年代。经历清帝皇朝至今仍在世的，恐怕也没有几人了。他有生之年，经历了民国创立、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中国、国共斗争、中共建立政权，以至香港回归中国，是真正的历史见证人。二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早期的新闻记者，后来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退休后晚年还热衷国家大事；他是活在大时代的人。

在大时代中，他渡过了浪漫的一生。

“浪漫”一词原是广义的，并非指狭义的儿女私情，但家翁浪漫一生，既是广义又是狭义。他和我家姑爱情故事的浪漫就很为人羡慕。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侵中国东三省，一九三三年日军占据热河，一九三六年入侵绥远。一九三六年绥远的战况激烈，家翁从香港赶赴塞外，冒生命危险采访著名的百灵庙抗日大战。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姓杨的香港米粮商会会长，杨先生那时运米北上赈灾。我的历史老师，经历当年抗战的孙国栋教授，常对我们这些未经战火的后辈说：陈梦因的《绥远纪行》报道日军之残暴及我国军民之英勇抗敌，激发国人对日侵华的义愤，起了极大的作用。

军队的绥远抗日，上海沪江大学的大学生组了一个远赴绥远的劳军团。家翁旅途上与爱国的大学生结伴，在战火中认识了劳军团里的一位女大学生。这位女大学生，就是我的家姑余瑞芳。两人共怀爱国之心，开始互相倾慕，但还未有真正深入接触的机会。在绥远结识后，他们分别回了香港。随后“七七事变”，家翁在香港街上偶然碰到曾与他一同前往绥远的杨先生，杨先生对家翁：“你在绥远认识的余小姐好像也回来香港了。”家翁于是往余家拜访。却原来这位余小姐正准备与一位感情不错也是姓陈的男同学一同再赴西安作抗日宣传，而家翁那时也正有意思北上，也邀家姑结伴，家姑正在犹豫应该与谁同行，纪安的外婆，即家姑的母亲见过到访的陈梦因就十分喜欢，在一个穷记者与一个富有的男同学之间，母亲建议女儿选择前者。由此，两人结伴在大后方到处奔走，从事抗日宣传，到抗战胜利始返回广东。一个是小学未完成，自学奋斗的穷记者，一个是爱国的漂亮、精明、果断的女大学生，经历家国患难，终结为夫妇。俗语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我翁姑的姻缘却比那千里姻缘更传奇，也更有意思。

一九八八年，我与纪安刚订下婚事，家翁与家姑同年举行金婚纪念，在香港中环美心设下喜宴。我这未进门的媳妇，看着喜上眉梢的两老手拖手甜蜜地向宾客敬酒；心想，五十年夫妻，半个世纪！真不能想象，心下很有触动。这是情的浪漫。

在家里，我常常听翁姑说往事。我好像不在听个人的故事，而是在印证半世纪的中国历史。翁姑一生的经历与时代是不可割离的，好友洪长泰治中国近代史，曾专程访问家翁。小思（卢玮銮）研究香港文学，最爱听家翁讲掌故，说要休假到家翁家住两个月，每天听他说往事。家翁视小思为知己，到去世前一星期，生命斗志还高，他对我说要等小思来听他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