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赶我走的一些细节不关他的事,只是那人事部经理擅作威福,也许是,但底下人都善于作威作福,不就是他的“好管理”吗?他那些惯看“眉头眼额”的下属,如他由“集团”调来的人事经理之流,只要听见:“见他回来就要他走!”还不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然,又怎会从垃圾桶里拾个旧信封,来下侮辱性的逐客令?
我从此绝迹那间报馆,也久不见那个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的“朋友”了。有人又对我说,他的“地位”,多凭报馆有个传媒。
又有人对我说行上的几个故事,做到主管职位的人,出差后回到报馆,发现办公室已有别人坐上,他的私人的用品已被代为清理检拾,放在纸皮箱叫他自己捧回去。另一个是根本连桌子也不见了,原来是“炒了鱿鱼”。有些传媒高级行政人员被即炒,还要护卫员监视检拾物件,押送出去。这朋友说:“他没在你旅游期间就收回你的房间,已经是信守诺言,认为算是给你面子的了。”呵,原来如此。可能是我四十年的感情包袱背得太重了,一时放不下呢。
我完全空闲下来,心情又不太好,便又到外地旅居。数月后回来,一天,我在一个新开的商场,被人叫住,并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几时回来了?怎么无声无息?”原来就是那个“朋友”,花甲之人,穿一件惨绿色的t恤,包着个孕妇般的大肚子,胖嘟嘟的,稀疏的几条头发,一脸堆着例牌的笑容——我后来知道他行上有人背地里叫他笑面虎。
我吃了一惊,他竟问我怎么“无声无息”?我笑说:“你有什么好关照!”再也没搭讪。他觉得没趣,大概有了些“地位”,只惯受奉承,而且只有他骂人,哪受得一句逆耳之言?当时见他脸色就变,我便走开,我这人不懂做戏,是个很大弱点。得罪人了。只听他在我背后喝叫他那还是稚年的儿子:“走啦,我们走啦!”
当时和我一起逛商场的亲戚问:“他是谁?”我说了,他说:“文化人么?我以为是个猪肉佬呢。”
又过了数年。我和一个久别的旧友重逢,他说:“我常看见你从前那位老板,据说,他有心脏病呢。”
“他的心不好,我近年才知道。”我说:“二十多年前我和他一道去旅行,那时他处境欠佳,就常掩着肝区,说他的肝有问题。现在又轮到心有问题,他的心肝不好,怕是处境又不太好了吧?”
传闻很多,有说: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剃其头者不会是我,我没有能力。而且,当我退休前失眠症医不好,去学静坐,有点成效,师傅是位佛学大师,知我心存怨愤,启发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教我安忍,修“忍辱波罗蜜”。但师傅又教我要深信因果,“众生畏果,菩萨畏因”,有智慧的人,尽量不去种恶因。我不知道我写了这篇东西会不会又种下恶因,我可能还是不够智慧,我只想借此机会向我的老同事和老作者们道个歉,他们受了伤害,我难辞其咎!
因此,我又只希望我那位过去的“朋友”在他力所仍及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他的强势管理,规定人事部的垃圾桶里,不能再有捡得起来用的旧信封。
他头发稀疏,不堪一剃了呢!
颜纯钩
少芳的故事
少芳是我中学的学姐,高三级。读书时也算得一个才女,长得高高瘦瘦的,略有些黝黑,而五官却精致,一双眼晴深幽幽的,好像一直都有很多心事。那时她是学校里的跳高好手,在那年月,女孩子穿了短裤跳高,也差不多是一件新鲜事,少芳穿一条及膝灰黄短裤,站在沙坑外,神色肃穆地端视横在她面前的标杆时,身后便围了很多好事的男同学。那时没有人知道,少芳将越不过横在她一生路途上的无数标杆,每次她都跌下来,沮丧而寂寞地去面对自己的失败。
少芳一个妹妹和我是同班同学,名字叫少棠,因此我知道他们一点家事。她们家原来也姓颜,后来据说祖上和外姓人争执,姓颜的宗族竟不为他出头,他生气起来,便弃了自己的原姓,改姓君。我常觉得她祖上是颇有性格的男人,以“君”为姓,真有点漠视族人的气概。少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黄梅戏时代很出名的明星,但因多年分隔,也没什么感情,后来少芳到了香港,也没得到她多少照应,她有时会淡淡地说:“她问我有什么需要没有?我怎么跟她说有什么需要!”言下也很无奈。但如果是自己至亲的人,有需要时也不妨直说的,可见她一直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的负累,而因此也一直自外于他人。
少芳“文革”前考进长沙铁道学院,没有毕业运动就来了,她有一段时间还是造反派,“南下”到我们老家帮助当地的红卫兵。不过她对政治似乎也只限于一种边缘状态,似乎介入了,又没有介入很深,她的文静只让人觉得她不适合那些野蛮的斗争,只适合在冬日向阳的窗口,捧一本《红楼梦》,看出那没落王族里种种人世苍凉,略一咀嚼就感怀身世,满眶泪水,然后合上书本,半日怔忡不已。她说话声音也细细的,走路步子小小的,举止都缓慢而优雅,这些都不是做作出来,是她生命中的本来面目。而她竟生活在那样一个暴烈的时代,人性粗砺割人,人都以冷酷为时髦,任何温婉的性情都不合时宜了,少芳一定觉得自己和那时代格格不入,并因此而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