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页小说站

第57章（第1页）

一段故事写到这里，回忆起蓝苹（即江青）的一件事，我联想这事在她自己必认为是一生中最细微的小事吧。

章泯生活贫寒，妻子肖琨在当时是北京大学颇为活跃的进步分子。在三十年代初他俩热恋着。肖琨娘家对他们的婚事极力反对。为此，肖琨决心和娘家断绝往来，毅然决然地和章泯结了婚。婚后生活精神上幸福，经济上异常贫苦，家庭开支多靠肖琨任教的收入。就是怀孕近临产时期，也得从上海法租界天天步行十几里路到杨树浦（好像是这路名）上课，为补贴几文开支，就连每天看过的报纸也一张不漏地叠好成套，以便多卖几文贴补家庭开销。这样的艰苦生活连续好多年。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演出话剧《大雷雨》，蓝苹当主角，章泯导演。从此章泯成为一鸣惊人的人物，有了名声。肖琨的十年寒窗得到了出头的日子。正在这时候，好梦不长，波涛骇浪突然向肖现冲击过来。章泯、蓝苹同居了。章泯提出要和肖琨离婚，同时蓝苹提出要和马季良（即唐纳）离婚。于是肖琨、马季良都要自杀。这一下震惊了上海文艺界，好心人夏衍、于伶等十几位同志一致开导章泯绝不可做出这种辜负肖琨的事。这时善良的章况已被蓝苹的魅力迷住，他不听众劝，居然说出：“她是被社会遗弃的女人，按月贴补她三十元生活费。”最后终于离婚。

肖琨的儿子小克林，是我的口头上的干儿子，我又和章泯、沙梅一起创办过《戏剧与音乐》杂志，他们夫妇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见这种情况，深为肖琨不平，为她们家庭担心，为孩子可怜！我为这事几夜未睡好，但也无可奈何。肖琨经我和王季愚（中共党员，解放后任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校长，已故）多次劝解安慰，叫她拿出当年的革命精神去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工作，她忍痛接受了我们的劝导、鼓励，上前线去了。后来转赴延安，并入了党。解放后，在文化部党委任职。

当时，唐纳也经常来我家。他异常伤心，经大家一再相劝，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和一位姓陈的女士结了婚，在法国开设餐馆。这二人，尤其是肖琨如不经我和王季愚的尽力劝解，两条命早就葬送了。

不久，蓝苹又和章泯分开，去延安了。

四、在“一·二八”事件时

群益厂被炸毁、横遭诬蔑当时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心要并吞全中国。“九·一八”事件后，由于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不抵抗主义，致东三省失守。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凶焰愈炽。在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又突然进攻上海（历史上称为淞沪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守卫上海的主力军——十九路军英勇起来抵抗。

上海和全国人民热烈支援，工人、学生、市民纷纷组织了义勇军，并担任运输、救护等工作。我也出钱捐献。十九路军约以一万多兵力坚持了一个多月，击退了敌军，打了胜仗（据闻这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约四万四千，我军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五千）。

然而，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把各地人民的捐献扣留。十九路军处于枪弹用尽、支援断绝的情况下，只好向西撤退。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军队有在上海市区和周围驻扎的权利。中国反而不能在上海驻军，抗日活动要全部取缔。这是多么惨痛的卖国史！

两年多来，我辛辛苦苦在闸北创办的群益纱管厂，好容易在业务上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就在这次“—·二八”事件中挨了炸弹，几乎完全变成灰烬。我在非常悲痛、不安的心情下，忙着处理工厂炸毁后的一切善后事务。而群益工厂被炸毁后，未看见过群益厂的一些华侨股东造谣说我是“拆白党”，真令人啼笑不得。幸好工厂各部都拍有照片以及管理参观过工厂的几位华侨股东的证明，谣言才逐渐烟消云散。当时我感到无比气愤，但我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抗呢？只好忍气吞声。可是它给我增加了奋斗的精神力量！于是我仍然努力于寻找经济出路和参加共产党的政治活动。

当时，因战争关系市面处于停顿和混乱的状态中，二百多职工的薪金伙食和家庭开销毫无着落。双亲担心孩子会停学，变成弄堂孩子，因为我整天在外奔跑已弄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了。

去厦门途中这时期陈清泉先生在厦门，他知道上海形势紧张怕我出事，邀我去厦门暂避。我就答应前去。目的是想请他设法帮助，以救燃眉之急。但当时在市民纷纷离开上海逃难的混乱状态下，根本买不到船票。我又急于争取时间想早去早回，于是就和陈清泉的弟弟陈清文俩背上简单的行李，带了一些干粮，做“黄鱼”（没有船票的人）搭上了小船偷渡到开往厦门的轮船后身的货舱口，偷偷地爬进了货舱。

见里面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坐卧地下，我俩就混进去，选择一块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小地方，向先到的人们打个招呼请他们让点缝出来，然后把被盖在缝缝里铺好睡下。一会儿船开了，查票员来到，我俩赶快把被盖往头上一蒙装睡觉。查票人来势汹汹地嚷着：“在票！查票！有票快拿出。快点！快点！没有票的自己识相点（意思是没有票子的人赶快给他们一点钱就可了事），免得扔人江去。”因为“黄鱼”不仅仅是我们二人，在极混乱的情况下，我俩算是幸运地混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拥挤得简直翻不过身来，连去厕所都要在人身上踩来踩去。整整两三天没有喝口水，空气坏到仿佛要窒息似的。我们当时的脸色也苍白了，就这样到达了厦门，住陈清泉家里。这是1932年近2月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