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小老虎邀请我同去看在锦江对面空地上的海京伯马戏团的表演,次日又约我去她家里共餐。对我极其殷勤。二三天杨安国的正式继母田淑君亦派车来接我去她公馆吃饭。这一下,小老虎大为不满,不理睬我了。原来是田淑君门上经常宾客满堂,田独揽家庭内外权势,小老虎虽得宠可是门前冷落,她常想为自己争夺势力,独树一帜,与田淑君比比雌雄。所以凡属杨虎的至亲好友,总是尽力想法拉拢到自己一边,但因她的群众基础和政治资本欠缺,田又是安国的继母,故她往往是失败的。这也反映当时军阀封建家庭中,太太们争权夺势的另一方面。
杨虎的内室(妻子)除田淑君正室外,尚有五个太太:即小老虎;成华老五(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成员),这个人颇能干,利用杨虎声势作为自己向外发展的靠山;蔡竹君老六,苏州人,她不问事,每天吃喝玩乐;还有四川重庆人绰号黑蝴蝶,此人特点:只要杨虎供养便是;最后一名陶圣安(在小老虎离开后有的),苏州人,杨虎爱之甚笃。杨虎家庭成员,相互间面和心不睦、各有一套神通,生活腐化,子女除安国留德外,其余得不到正当的教育,一切情况与四川军阀封建家庭相似,所不同者,涂上一层所谓江南文明和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后流入的洋排场而已。
这些已成为有权势的封建家庭的规律。
田淑君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成员,田对此并不隐瞒。我劝她戒鸦片烟,为社会做些福利事业。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她戒烟后,为争取政治资本,曾办过“中华妇女互助会”。蒋介石就任总统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时,她争取当国大代表。
她担任过上海市参议员。
大概在1948年春,有天,田淑君和杨虎的学生王寄一约我去回家谈话。我到后,杨虎嘱王开口劝我加入国民党,使我所办的企业有靠山支持,不再受像中华职业教育社那样的欺负了。王说后,我回答:“不懂政治。”田说:“亲家母,不是不懂,而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笑笑。
解放后杨虎带陶圣安北上,田淑君从环龙路五十九号移住我家复兴西路前面马路(路名忘了)某公寓养病。她患心脏病,我因她帮助杨虎救出张阔、罗隆基脱险而佩服她,并想进一步启发她为解放后的新中国建设多做些事,故常去探望照顾。
孰料她于1953年春(好像是这年)因心脏病逝世。田淑君身旁无人,我接杨虎从北京来电托我全权代办丧事。故田淑君的丧事是我主持的。
我怕暴露政治面貌,和他们的接触中从不涉及政治。他们丝毫不知我的政治倾向,只知我是一个办企业很能干的女性,因而多年都是彼此亲家母来,亲家母去。
关于田淑君我是怎样启发她,直到她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在上海组织了“中华妇女互助会”的。1994年《上海滩》杂志第四期有载,题为《田淑君的遗恨》。文中载有我和她的一些往来经过(林雪娟写的),内容正确,照抄如下:
在生病时,田淑君想得很多,反复出现她脑海的就是锦江茶室的女老板董竹君。
董竹君和她出身相似,但经历却完全不同了,她摆脱了封建枷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店办企业,事业有成。田淑君清楚地记得自从她认识了董竹君后,两人就很谈得来,还认了一门过房亲,互称“亲家”。她敬慕董竹君,感到在董竹君身上有很多值得她学习的地方。田淑君虽然钦佩董竹君,但她对这位“亲家”还是没有彻底了解。记得有一次,杨虎动员董竹君说:“你不要只知道做生意,应该参加国民党,搞点政治!”董竹君微笑着摇头说:“我不懂政治!”田淑君在一旁,赶快插嘴说:
“亲家不是不懂政治,她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其实,田淑君对董竹君的了解还仅仅是表面的,董竹君用托辞以婉言拒绝参加国民党这固然是事实,但田淑君何尝知道她所钦佩的“亲家”此时此刻,正在以女老板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工作呢!董竹君还婉言规劝田淑君,把鸦片烟戒掉,养好身体,学些文化知识,做点社会工作。但因当时田淑君正在“得宠”,对董竹君的劝告一时听不进去。如今,在备受冷落的情况下,“亲家”善意规劝,一句句又在她耳边响起。她对自己作出了决定:生病一好,她一定到社会上去闯出一条道路来。
病愈后的田淑君,一面戒掉鸦片烟,一面正寻思如何投入社会工作,正逢周日濂来动员她组织妇女团体,她觉得抗日救国是正义事业,应该积极参加,立即同意出面组织“中华妇女互助会”,她任董事长。由于“中华妇女互相会”是警备司令杨虎的夫人出任理事长,立即得到工部局的承认,办理了立案手续。
田淑君离婚后,在《田淑君的遗恨》中最后写到:“离婚后,田淑君孤身一人,靠人民政府每月发给50元生活费过日子,此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董竹君曾几次劝田淑君要她出来工作。但田淑君总是摇头,原来她有个终身遗恨盘绕着她,使她无法解脱,最后她告诉了董竹君:‘我参加过中统,共产党对我那么好,我心中有愧!’1953年春,田淑君因心脏病发作,病故于上海。”
四、当时的局势
当时国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因蒋介石拒绝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要求,遂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将蒋扣留临潼华清池。这成为时局和抗日转折要点,也就是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