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佑是可敬可叹的英雄加楷模,古人云:&ldo;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天下之三本。&rdo;申佑孩提之时,杖策救父于虎口;弱冠之年,挺身护师于帝前;随驾出征,又为救帝而殉难于沙场。在他24年的短暂人生中,集救父、护师、代君死三节大义于一身,他一以贯之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实在是万世之少见。但就是这样一位万世罕见的忠义之士,死后也有冤情。
重返中原的英宗,于景泰七年(1456年)再次登基,他对&ldo;土木之变&rdo;的死难之臣均予追封、厚赏,但唯独不提申佑,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却被历史尘封与遗忘,明代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为其大声鸣冤。在英宗的功劳簿里,申佑的名字&ldo;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rdo;,嘉靖年间的御史萧重望对此愤愤不平,他指出,如果没有当年申佑代驾之功,英宗后来何以能够坐享太平,为什么改元登极之时,往事被一笔抹杀?
当年跟随英宗殉难的十六人中只有申佑没有受到表彰,有些人给出了原因:申佑出身于偏远之乡,朝中无亲朋好友为官,朝中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而英宗正值&ldo;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rdo;,无暇顾及,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遗漏了申佑。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英宗之前的代宗就曾对申佑大力表彰,可见其事迹应很确凿。英宗的表彰名录缺少申佑,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申佑不被表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申佑之死触及了英宗内心的隐痛,申佑代驾死难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是他的尴尬而非骄傲,有损帝王的光辉形象。
后来的杨家将故事把这件事进行了升华,改编成杨家父子主动提出要代驾突围,这样处理之后,君臣两方面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但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些事实,在英宗回国之前就已写进了历史,英宗再要更改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回避,以便忘却或掩盖那段令人难堪的回忆。为了讨好皇上,也有人为英宗不表彰申佑的做法开脱。他们辩白说,土木堡之役中有些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并没能匡救英宗于危难,而且又发生了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等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褒恤不宜滥施。
这样的说法显然也不能服众,英宗改元登基之后,对有过无功的王振都立庙祭祀,怎么表彰有功之臣反而成了滥施褒恤呢?不难想见,申佑的功绩被掩盖完全是有意为之,英宗不仅自己不提申佑血溅帝衣、代驾死难之功,还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然而申佑的冤情能够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之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朝堂之内多有大臣反复为申佑死难之事申冤,要求为其建祠,还以公道。
嘉靖皇帝在位时,终为申佑赐谥&ldo;忠节&rdo;。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郭弘化下令为申佑立祠祀之。第二年,申佑的家乡也开始立祠,称&ldo;申忠节公祠&rdo;,祠内有联称赞:&ldo;虎口活父,剑下全君,生民以来无比忠孝;天上游龙,人间瑞凤,霜露所坠莫不尊亲。&rdo;&ldo;北地风霜尽,千载来吹不散忠臣气魄;南天日月明,百世后犹照见孝子精魂。&rdo;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
申佑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义举、有冤情、有奸人,三者俱备,活脱脱杨家将故事的翻版。明以后文人整合杨家将故事时,很可能借鉴了申佑的故事。杨家将故事中大郎替宋太宗殉难,杨业死后蒙冤,奸臣通敌卖国等情节与申佑事迹非常神似。
不仅如此,明代的杨家将小说,还有很多事情都与贵州、川南、云南一带流传的故事有关。明代历史究竟为杨家将提供了多少素材已无法确切统计,但明代新增的杨家将故事,很多都能在播州一带找到线索。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明代小说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之前的杨家将小说为什么突然消亡没能流传下来呢?这与播州杨氏的解体与消亡有关,播州杨氏的兴盛与衰亡,影响了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和编排。
四播州杨家将惹恼了谁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ldo;播州&rdo;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ldo;林木慰荟、田畴丰美&rdo;。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神宗平定杨应龙(1551-1600年)反叛,把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从876年杨端统治播州,到1600年杨应龙被灭,杨氏统治播州历经29世,724年,成为贵州土司中势力最强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