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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瑞典1958（第1页）

客车吱吱嘎嘎地爬上山路，随着每一次换挡，车尾都喷出一阵黑烟，也加剧着我们的紧张。有那么一刻，我都觉得好像要翻车了。我开始向上帝祈祷，求您一定，一定让我们安然度过这次旅程。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希望能看到一些绿草地或别的什么柔软的东西，万一我们翻车了，好歹能缓冲一下。但是没有，放眼望去，全是石头，再就是翠绿色的丛林。身后更远处，在几乎超出了视野范围的地方，是圣保罗的摩天大楼和工厂；我们正离它们越来越远，驶向大西洋海岸。

我深吸了一口气。即便没有险路上死亡的威胁，这一天也够可怕的了。我要去参加桑托斯足球俱乐部的面试了。这个俱乐部以其所在的港口城市命名，其规模并不算大，但经营得很成功。过去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为bac——父亲在巴鲁的俱乐部——的青年队踢球。青年队的教练是瓦尔德马·得·布利托，他是一位足球名人，曾代表巴西国家队参加了1934年的世界杯。瓦尔德马认为我拥有过人的足球才华，就联系了桑托斯俱乐部的熟人，安排我去参加试训。当天上午，我和父亲坐火车从巴鲁赶到圣保罗，在那里跟瓦尔德马会合并一起吃了午饭。现在，我们三个人正坐车赶往桑托斯。

离开巴鲁是件令人心碎的事。因为我要跟儿时的伙伴们告别；还有，在我动身前一天晚上，全家人最后聚在一起为我送行，外婆一直在哭。其他人的情绪倒是都很平稳，我的母亲也是如此，这一点令我很惊讶。她对足球这件事仍心怀疑虑，但瓦尔德马在我家待了很久，努力做母亲的工作，他说我拥有杰出的足球才华，这是上帝的恩赐——就像父亲曾说的那样。在请求母亲让我跟他走的时候，他甚至哭了，他说，让我这样的球员待在巴鲁是一种罪孽；他还说，如果我试训不能通过的话，他会把我送回家。

我猜，瓦尔德马的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我离开之前，母亲亲手给我做了两条长裤，让我路上穿。那是我一生里第一次穿长裤，此前在巴鲁，我一直是穿着短裤的。

“我知道你会让我们骄傲的，迪科。”母亲对我说道，“记着我们是怎么教你的，别惹麻烦，我们就不会担心你了。”

我心里可是一点儿底都没有，刚出门，就被这山路吓了一跳。

汽车沿着山路上爬，不时经过让人心惊肉跳的急转弯和飘在云端的桥梁。这段旅途神奇诡异，甚至有违上帝的意愿，因为我们似乎是要把车开到天上去。我害怕上帝会一时恼怒，一口气把我们吹到山下，把我们送回巴鲁老家。

路途中，也许是看出我有些紧张，瓦尔德马就悄声嘱咐着我试训的事，父亲则在我们后排的座位上睡觉。

“别跟记者说话，他们只想作弄你。”

“别抽烟，否则你就会跑得越来越慢。”

“女人，她们是祸水！”

虽然我后来都是按照他的建议去做的，但当时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心早就飞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去了，因为那里有一件事是我迫不及待要看的。

很快，车就到了桑托斯，过调车场、山腰上红瓦的宅邸，还有市区里迷宫一样狭窄的街道，朝着汽车站开去。终于，在这座城市里诸多林荫大道的尽头，我看到了最想看的东西——它在那里闪烁着粼光，是那么广阔的一大片蓝色，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太激动了，大叫了一声，把车上的乘客都惊醒了。

“别激动，孩子，”瓦尔德马略带惊诧地笑着对我说，“一会儿就带你去看看。”

当时我只有15岁，是个刚刚走出巴鲁小镇的小男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

而就在2年之后，我就被队友们扛在肩上在球场里庆祝，因为我帮助巴西队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惊奇，那2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那2年的我，似乎是坐上了火箭一样，激动，又有点控制不住——一直朝着一个无法预知的目标爬升。我控制不了这些急剧的变化，就干脆闭上眼睛享受它们。

我说的并不是名誉和荣耀，因为从本质上说，体育运动跟名誉、荣耀其实没什么关系。我说的是，我渐渐发现了自己的才华。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才华、天赋，有些人甚至拥有多种才华，有的是艺术，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数学，有的是医术。最重要的是，你得去发现自己的才华，将其不断锤炼完善，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去施展这些才华并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在1956年至1958年时间里做到这一点，是我一生中最好、最满意的一件事。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的经历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但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护士，他们曾跟我说，他们发现自我的过程其实跟我是类似的。那种不断超越、最后在同类人中脱颖而出的愉悦感，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人世间没有什么感觉能与之相比，并且，不论有多少人看到你的变化，是6万人，还是0个人，都无关紧要。如果你能发现自己所擅长的事，你就会感到高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你的心里就总是充实的。而对我而言，以及对全世界无数男孩、女孩而言，这件事就是踢足球。

那天，当我第一次踏上桑托斯球场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大场面即将到来，当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一下子长高了一大截。

我们到达的那天是星期天，球场里正有一场桑托斯州的联赛——亦即我的俱乐部所在的联盟，对阵双方是桑托斯俱乐部和商业体育俱乐部。瓦尔德马为我们仨找了几个位子，我坐了下来，心怀敬畏地看着比赛。我从未看过这种水平的比赛，更不用说是在现场观战，当然那时也没有电视。比赛的节奏很快，似乎都不像是真的。我曾听说过其中的几个球员，其中就有雅伊尔·达·罗萨·平托，在1950年那次巴西队失利的世界杯上，他就是国家队的一员。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比赛，不敢相信自己即将跟这些人一起踢球。

比赛结束后，瓦尔德马带着父亲和我走下看台，来到球员休息室里。他向我们介绍了球队的主教练——路易斯·阿隆索，人们都叫他卢卡。然后，我见到的第一个球员就是沃尔特·瓦斯康塞洛斯，他是一名优秀的攻击型中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共为桑托斯俱乐部打进一百多个进球。他穿着10号球衣，这个号码一般属于场上的指挥官，他负责组织球场上的攻防，其职责相当于橄榄球的四分卫。

瓦斯康塞洛斯搂着我的脖子，朝父亲咧嘴一笑。

“别担心，”他低声说道，“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我笑了笑，感觉轻松了很多。但接着又紧张起来——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父亲就拥抱了我一下，跟我道别。

“这里很好，”他轻声说道，“你能成功。”

然后，就这样，他跟瓦尔德马走出了更衣室，回巴鲁，回到我至今唯一熟悉的生活里去了。

我站在原地，眼望着大门，似乎盼着他们俩从门里走回来。就在这一刻，我的童年仿佛结束了。从一定意义上讲，童年的确结束了。

说实话，父亲走后的几个夜晚，我感觉非常孤独。我就住在球场里，露天看台的下面就是俱乐部的单身宿舍，舍友们都很好，他们想方设法让我过得舒心一点儿。但这里跟家里不一样，房间很暗，墙上没有照片，我见不到亲人，也吃不到家里的豆米饭。一到晚上，我就想念父母、弟弟妹妹，还有“九月七日镇”的队友们。

有一天早上，我想逃回巴鲁去。我走到了球场大门处，却被球队的一位管理人员叫住了。他叫萨布琴霍，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他说因为我还未成年，所以需要书面许可才能离开球场。我告诉他不要紧，我回头再给他拿来。当时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身上没有钱，其实哪里都去不了。幸运的是，萨布琴霍识破了我的小诡计——说实话，是个人就知道我打的是什么主意——并把我带回了宿舍。

我的生活暂时都很平淡，没有什么明显的转变，没有什么人生的顿悟，也没有比赛的胜利。我只是一天天训练，注意力全都在足球上面。有时候早晨醒来，我感觉脑袋都晕乎乎的，手脚似乎都不会动了。但每次我都挣扎着下床，踏上训练场。一旦开始运球、传球、射门，我就立刻清醒过来，每次都是这样。

桑托斯俱乐部说我太小了——身材太单薄，只有108斤——跟球队踢什么样的比赛都不合适。开始的时候，老球员们总是让我给他们端咖啡、拿烟、拿汽水，把我当成跑腿打杂的小孩，而不是队友。他们让我跟年轻的球员一起训练，而后来我发现，我完全有能力跟队里的顶级球员匹敌。

在一次训练中，卢卡教练让一个名叫弗尔米加——外号“蚂蚁”，是个非常好的防守队员，甚至为巴西国家队踢过球——的球员盯防我，我成功地摆脱了他的防守，打进了几个球。

“很不错，小子，”卢卡说道，“继续努力。多吃！老天，你得变壮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