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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尽管如此，这些优点加起来还是无法抵消其领导者在训练方面的缺点。这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因为部队直到进入战斗为止还没有学会那些陆军部队早已学会的一切常识。他们的损失和经验的缺乏又使他们错过了许多有利机会，于是使他们要多打许多不必要的仗。结果是我一再去援救该师，但仍不能阻止死伤数字的激增。10天以后，这个师的三个团必须改编为两个团了。

虽然党卫军师一向能够英勇作战，而且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把它们编成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许多经过挑选的补充人员，本来可以用来填补陆军中的兵员空缺，但都大规模消耗在党卫军中，这种血液的损失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当然不能责备党卫军部队本身这种对人力的不必要消耗，主要应由那些野心家负责，他们纯粹是为了政治动机，不顾所有军事权威的反对而硬要成立这些特殊单位。

不过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不应忘记党卫军确实是良好的战友，当他们在前线与陆军并肩作战时，经常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可靠。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人都十分愿意脱离像希姆莱那种无耻小人的控制而正式并入陆军部队。

在回过头来叙述第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我应该先把上次大战中一支坦克部队指挥体系如何工作的实际情形简略地叙述一下，以便给读者一个概括的印象。

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我的祖父还是可以把他的幕僚都集中在一个小山上面，从那里他可以了望整个战场，并亲自指挥他那个军的一切行动。他甚至可以直接骑马跑到前线去视察那些正在展开的团。这种情形当然早已成为过去。由于炮兵射程日益伸长，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司令部就逐渐向后退，同时由于战场辽阔，目力观察和亲自指挥也变得根本不可能了。从那时起，有效的电话联络就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施利芬想象中的大元帅坐在办公室中用电话下达命令的情况已经真正成为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带来了全新的指挥方法，尤其是对高度机动性的部队而言，由于情况的变化是如此迅速，有利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不能让自己被拘束在后方遥远的指挥所中。如果他在太远的地方等候前线部队的报告，那么作决定就会太迟缓，从而错过一切机会。而且当一次成功的行动刚刚完成，指挥官就又必须立即设法消除战斗疲倦的自然现象，使他的部下获得新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型的运动战对官兵的精力所作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较高级指挥官更要以身作则，尽可能与前线部队生活在一起。普通士兵常会感到高级长官只是躲在后方享福，并且完全不知道前线的真正情况如何。所以如果他能看到高级将领也能身先士卒，亲冒炮火，那么立即可以使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且也只有天天与战斗部队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的怨言和设法帮助他们。一个高级将领不应只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也应该是一个战友，与士兵同甘苦。此外，当他访问前线部队时，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精力。经常的情形是，当我在各个师部中，总是听到为了战斗部队士气减退和疲劳过度而感到忧烦焦急的言语。这是较高级指挥官一天到晚感到头痛的事情，因为这是他对团营等单位所应负的责任。可是当我走上最前线之后，我却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信心和乐观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于是当我坐下来与一辆坦克的乘员同抽一支烟，或者是与一个步兵连的人员进行一次闲谈，我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充沛精力，这也是德国军人的商标，于是使我精神一振。这类经验是一位高级指挥官所最希望的好事。不幸的是官阶愈高，这种机会也就愈少，集团军司令或集团军群总司令就不能像军长那样方便了。

当然，即使军长也不能永远在路上跑。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前线冲出冲进，而且当需要时老找不到他本人，那么实际上也就无异于把指挥交给了幕僚。在许多情形中，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却决不正常。

当然最后的关键还是指挥业务应有合理组织，对于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而言尤其如此，应不惜任何代价使其维持连续性。

军部的后勤部只能几天移动一次以便使补给物资不脱节。可是军长和他的作战部门为了使他们与机械化师经常保持接触，其战术司令部每天必须推进一次甚至两次。所以这个军部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要把人员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一切都不能讲究。

我们从不浪费时间来寻找安居之所。在法国作战时我们住的都是城堡别墅。可是东线的小型木屋却丝毫不能吸引人，尤其是里面充满了臭虫。所以我们的战术司令部经常在帐篷里，另外加上一些通讯指挥车辆。我自己总是与我的副官共用一个睡袋睡在一个小帐篷中。在这次长驱直入的行动里，我睡过不到三次床铺。唯一不肯睡在帐篷中的人就是我的首席军事助手，他宁愿睡在自己的车子里。不幸的是他的长腿必须留在车门外面，所以经过一夜大雨之后，潮湿的靴子就会无法脱下。

我们通常在主要前进轴线附近的森林中支起我们的小帐篷，如有可能，总是靠着湖沼或溪流，可以在吃早饭之前匆匆下水洗个澡，或是在从前线上回来时洗去满身的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