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六月二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2)“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语见《论语·乡党》。(3)“觉今是而昨非”语见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4)关岳指关羽和岳飞。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朝政府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在宫中设庙奉祀。清朝对关羽累加封号,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渐废。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称帝前重新下令合祀关岳。一九三四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又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并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
(5)掉文袋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糙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2)。所以,有人(3)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4)。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5)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6),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2)燧人氏,神农氏都是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糙,发明医药。
(3)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4)“与民同乐”语见《孟子·梁惠王》。(5)拉芳丁(lafontae,1621—1695)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6)“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cháo”(2)。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3)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4)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5)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6)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7)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8)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9)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10)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11),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2)“海宁观cháo”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著名的铁塘江cháo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cháo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3)“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1652—1736),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4)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5)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申报·春秋》“观cháo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6)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7)拜侠客做干爷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8)徐福一作徐市,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9)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10)梭格拉第(krates,前469—前399)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11)“女诗人”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276页注(10)。沈括(2)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3)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4),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5)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6)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