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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11）志石古代放在墓中镌有死者事略的石刻。下底上盖，底石刻有关于死者生平的铭文，盖石刻有“某某之墓”字样，以便后来山丘变化时得以辨识死者。

（12）“子路止宿处”《论语·宪问》中载有“子路宿于石门”的话，后人就在山西平定附近石门的地方建立“子路止宿处”石碑；但据《论语》汉代郑玄注：“石门，鲁城外门也。”（13）“孔子小天下处”《孟子·尽心》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的话，后人就在泰山顶上竖立“孔子小天下处”的石碑。

（14）指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麓的禹穴。

（15）文武周公墓，过去相传在陕西咸阳城西北。但唐代萧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则说：周文王、武王墓都“在雍州万年县（今陕西临潼渭水北）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并认为在咸阳西北一十四里的是秦惠文王陵，在咸阳西十里的是秦悼武王陵，“俗名周武王陵，非也。”（16）《洗冤录》亦名《洗冤集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关于检验尸体的书。滴血认亲见该书卷一《滴血》：“父母骸骨在他处，子女欲相认，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亲生者，则血入骨，非则否。”这一说法不合乎科学。

（17）“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宋代朱熹注：“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及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2）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3）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ji女卖y，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4），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5）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2）林希隽广东cháo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3）希隽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年九月停刊。

（4）林希隽在《杂文与杂文家》中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和平与战争》，应为《战争与和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5）亚波理奈尔（g．apollaire，1880—1918）法国诗人。《咏孔雀》是他的《动物寓言诗》（《lebestiaire》）中的一首短诗。康伯度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2）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3）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4），是在他跳出鸳蝴派（5），骂倒王敬轩（6），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7）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8）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9）的不止太炎（10）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11）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12）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13）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14），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2）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糙莽集》、《石门集》等。庐隐（1898—1934），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cháo汐》等。

（3）“趋时”这是林语堂讥笑进步人士的话，见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4）刘半农从一九三三年九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5）鸳蝴派即鸳鸯蝴蝶派，参看本卷第107页注（9）。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

（6）骂倒王敬轩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7）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五年，他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的车子递送应征进京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八年（戊戌）六月，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光绪皇帝任用，参预政事，试行变法。同年九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维新运动遂告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联络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8）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翻译过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思想逐渐倒退。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9）朴学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

（10）太炎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早期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思想趋向消沉。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11）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末朴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

（12）孙传芳（1885—1935）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曾邀请章太炎主持，但章未去。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把箭投入壶中，负者饮酒。

（13）“呜呼哀哉，尚飨”这是旧时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用在这里表示完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