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素描本还给她。
“非常好,”他说,“很像。但是,为什么……呃……你画里的他,穿着化装舞会的服装?”
在那短短一瞬间,他们目光相遇了。
“我看到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内奥米·卡尔顿·史密斯说。
小丑路
萨特思韦特先生一直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去登曼家做客。他们跟他不是一类人,换句话说,他们既不属于上流社会,也不属于那个有趣的艺术圈子。他们是市侩庸人,乏味又庸俗。萨特思韦特先生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比亚里茨,他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然后赴约,结果待得很烦,然而奇怪的是,他去了一次又一次。
为什么?六月二十一日他坐着自己的劳斯莱斯开出伦敦的时候,他问自己这个问题。
约翰·登曼四十岁,身强体壮,在商界地位稳固,受人尊敬。他的朋友不是萨特思韦特先生的朋友,他的观念更是跟萨特思韦特先生的相去甚远。他在他的行业领域是个聪明人,但是极度缺乏想象力。
我为什么这么做?萨特思韦特先生再次问自己——而在他看来,他能找到的唯一的答案是如此模糊如此荒谬,他只好放置一边。因为,唯一的那个原因是那幢房子(一幢舒适、设备齐全的房子)的其中一个房间激起了他的好奇之心。那房间是登曼太太的专属客厅。
它很难体现出她的个性,因为,根据萨特思韦特先生目前的判断,她没有个性。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呆板的女人。他知道她有俄国血统。约翰·登曼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时候去过俄国,跟俄国军队作过战,革命爆发的时候侥幸逃生,并且带回这个身无分文的俄国难民姑娘,不顾父母的激烈反对,娶了她。
登曼太太的房间毫无特色,品质良好的赫波怀特式家具把房间装修得很精美——格调上有点倾向于男性化。但是里面有样东西很不协调——一面喷了漆的中国屏风,一件奶黄色与浅玫红相间的东西。任何一家博物馆都会乐于拥有它。这是一件收藏珍品,稀有且美丽。
它跟房间里那纯正单一的英国背景很不搭调。它原本应该是房间的基调,摆放的一切东西都应该与之巧妙地保持协调性。然而,萨特思韦特先生不能将其归咎于登曼夫妇没有品位,因为房间里的其他东西都完美地融为一体。
他摇了摇头。那样东西,虽然微不足道,却让他感到迷惑。他绝对相信,正因为这一点,他才来了一次又一次。也许它是一个女人一时的兴致,但当他想起登曼太太的样子——一个寡言少语的、相貌严厉的女人,英语说得如此纯正,没人会猜到她是个外国人——这个结论并不能令他满意。
汽车在他的目的地停了下来,他下了车,思绪仍然停留在中国屏风那件事上。登曼夫妇那幢房子名叫“榛木坪”,占地大约五英亩,在梅尔顿荒野,距离伦敦三十英里,海拔五百英尺,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收入颇丰。
管家礼貌地接待了萨特思韦特先生。登曼先生和登曼太太都出门了——参加一个彩排,他们希望萨特思韦特先生不要客气,随意些,等他们回来。
萨特思韦特先生点点头,照吩咐走进花园。粗略地查看了一些花圃之后,他漫步来到一条林荫路上,没多久就来到一扇开在墙上的门前。门没有锁,他穿门而过,来到一段窄路上。
萨特思韦特先生左看看右看看。一条非常迷人的小路,阴凉如水、绿意盎然,还有高高的树篱——一条蜿蜒曲折的老式乡间小路。他想起了那个盖有邮戳的地址:榛木坪,小丑路。还想起了登曼太太曾经告诉过他的当地人给这条路起的名字。
“小丑路,”他喃喃自语,“我想——”
他拐过一个弯。
事后——不是当时——他纳闷这次见到那个难以捉摸的朋友奎因先生时他为什么没觉得吃惊。两人紧紧地握住手。
“所以你到这里来了。”萨特思韦特先生说。
“是的。”奎因先生说,“我跟你待在同一幢房子里。”
“住在那里?”
“是的。你感到吃惊吗?”
“没有,”萨特思韦特先生慢条斯理地说,“只是——哦,你从不会在一个地方长住,是吗?”
“只在必要的时间内停留。”奎因先生严肃地说。
“我懂了。”萨特思韦特先生说。
他们沉默着走了几分钟。
“这条小路。”萨特思韦特先生开口道,又停住了。
“属于我。”奎因先生说。
“我想是这样的,”萨特思韦特先生说,“不知何故,我想肯定是。它还有一个名字,本地名,他们叫它‘情人路’。你知道吗?”
奎因先生点了点头。
“但是毫无疑问,”他温和地说,“每个村庄都有一条‘情人路’。”
“的确如此。”萨特思韦特先生说,轻轻叹了口气。
突然间他觉得老了,与周围格格不入,一个枯瘦干瘪的老顽固。他的两边是树篱,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我想知道,这条小路的尽头在哪儿。”他突然问道。
“它的尽头——这里。”奎因先生说道。
他们拐过最后一个弯。小路尽头是一片荒地,几乎就在他们脚下的是一个敞着的大坑。坑里,锡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还有一些已经锈成红色、失去光泽的罐子,旧靴子,报纸的碎片,不计其数的零碎杂物,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