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作新就任了肤施市督学职务。原先的赵督学,据说在杨作新结婚不久,她就和肤施守军的头领结婚了。红军开进肤施城之前,我们知道,地方武装纷纷逃逸,那位守军头领,带了已经怀孕的赵督学,前往榆林,投了那里的同僚。榆林城位于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宁夏河套平原接壤地带,这里的军事辖制,却属北平冯玉祥管。那赵督学的丈夫,后来换防,到了北平。到北平后,听了赵督学的话,脱了制服,开始经商。他们的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容后再叙。至于那&ldo;赵半城&rdo;,却在红军入城之初,在自家的门楼上,拴了根绳子,上吊死了。当时,女儿和女婿,劝他和他们一起走,他舍不得这肤施半个城的属于他的铺面和字号儿,决心与它们共存亡。女婿女儿无法,只好自己抬脚先走了。女婿女儿走后,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想起国民党那些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之类的宣传,越想越怕,就去寻短见了。其时鞭炮声已经响起,肤施城里的开明人士,由事先潜入城中的杨作新组织,出郭十里,迎接毛泽东一行入城。杨作新自然没有忘了&ldo;赵半城&rdo;这个人物,谁知来叩他大门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具悬在空中的尸体,杨作新见了,嗟叹一回,心想他本来不该如此。
红军入城,张榜安民。肤施城里,不能没有地方官,诸多铺面商号,也不能没有管理的;肤施治下各类学校,也不能一日没有督学。至于以后体制如何变更,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得有个应急措施才对。以杨作新的资历、影响和学识,担任这个督学自然合适,于是众位乡贤,公推他担任这个职务。杨作新觉得由他去接赵督学的手续,似乎有些滑稽。但这是革命需要,况且,上级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也就不便推辞。安顿停当后,便在肤施城内,租了一间民房,接来了荞麦母子。自此,杨作新每日忙于他的公务,勤勉工作,荞麦当她的干部家属,以带孩子为职业,一家人和睦相处,恩恩爱爱,相安无事。
现在,该接近那个最难堪的话题了。对于这一点,叙述者实在不想将它提及,因为这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既然我们选定了杨作新,成为书中主要的人物之一,那么他的性格的完成,他的归宿,他的故事,我们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况且所有发生在杨作新身上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叙述者的随意杜撰。叙述者只是听命于他手中的笔,在重复历史而已。
长期以来,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陕北人狭窄的地域观念。这种心理特征甚至表现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举例说吧,山坡上长着一株木瓜树1,山根下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认为,这株木瓜是长在他家的垴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静静地等着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后再去摘它。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了这树木瓜,于是攀上山崖去打。作为过路人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长在野山上的;但是作为这家土著来说,他也是正确的,因为从祖辈开始,这一树木瓜,从来都是由他们家来收获的,他对这不速之客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两个想不开,于是发生了口角。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当时国民党张学良部与甘、青、宁四马四面合围,局势十分严重,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携手合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迅速扭转了局面。当时的情景,确实正如陕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样:&ldo;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rdo;,两支红军情同手足,陕北高原一片欢腾。但是,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酝酿,局势的好转,尤其是经过整编,陕北红军的将领都几乎被任命为副职之后,矛盾便显露了出来。当时,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早已牺牲,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也在东征时罹难。这两个深明大义、目光远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的控制和指挥,有所减弱。也就是说,陕北红军中的地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也不能说没有戒心,前面谈到的将陕北红军的将领们,任命为副职,就是一例。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毛泽东曾派精锐的九旅,驻扎在三边盐池,并将三边辟为特区,以便在陕北高原站不住脚的时候,在那里留一条退路。此种考虑,当然是由于陕北土地贫瘠,不足以养兵的缘故,但不能不说也有上边的那种成分。尤其是令陕北红军伤感情的是,东征结束后,陕北红军一部,取道延水关,渡黄河回根据地。部队来到黄河岸边,躲进岸边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里,派人凫水过来联系船只。这边中央红军的特派员,下令扣住船只,不准一只过河。三天三夜之后,悬崖顶上阎锡山的巡河部队,终于发现了这支红军,于是一阵乱枪打来。这支部队一百余人,一部分被当时乱枪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还后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只剩下五个人1。那座山洞后来被当地老百姓称&ldo;红军崖&rdo;,在延水关对岸上游二华里处。五个生还者中的一个,一九八二年,叙述者曾经访问过他。他就在那一带居住,黄河岸边长大的,所以那天晚上凫水游到了这边。他目下是个农民,一边编着筐箩,一边回答叙述者的问话,眼皮耷拉着,一抬不抬。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地名叫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