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
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