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我们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恐怕不会如此简单。
我把以上这些资料,都提出来和郑介民先生研讨过,他认为这件事不难处理,同时提示
了几项处理的原则:
「如果为的是钱,我们可以相对的满足他,该用的,不吝惜;
「假设他有什么政治背景或国际关系的话,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工作线索,无妨将计
就计,进行一场考验性的『情报战』与『政治鬪争』;
「若干可疑之点,不急于马上求得解答,因为我们迄今并无任何损失。从现在起,应该
冷静的观察,切不可在言语举措中刺激他,最好能和他建立私人间的感情,这会产生稳定作
用;
「对他转来的情报,今后要慎重处理,保留原件,以便集中检讨,前后比对。」
这件事就遵照郑先生的提示做了,且待以后的发展。
我和范行的关系,由此开始,在「友好」中断断续续的维持了二十一年之久。一直到民
国三十八年春天,我将要离开上海之前,才算打开了这个闷葫芦。可是,并未了结,还有下
文,那又是四十二年在香港的事了。这些奇妙无比的情节,将分别在下文中一一道出。
可不要小看了他,他是一个颇有「来头」的人。猜猜看,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以上所述,显得有点琐碎,而事实上在建立工作之初,也的确是杂乱无章。五情报活
动中的政治运用
二十二年四月初,戴雨农先生偕机要秘书毛万里,及译电员一行数人,来北平视察工作。
实际上,他另有高阶层的活动。
戴先生抵达北平后,先是他单独住在北京饭店,其它随员住在西城花园饭店。没有多久,
另在东城栖凤楼那条胡同里,租到一所两层楼带院子的住宅,又请了一名烧饭的大师傅,就
此安顿下来,想是称较长时间约停留。
戴先生对于「北平站」的工作实况,用不着我向他作演示文稿,已经是了若指掌,他并
没有责难之意,而所寄望于我们的,是如何积极的推展工作,以争取表现。
说实在的,我们几个人限于社会关系的不够开阔,以及社会地位的过于低微,事实上,
有很多上层的路线,根本攀附不上,虽然很想往好里做,可是又谈何容易,这是强求不到的。
戴先生是多么明达,当然能体会到这一点,他之所以在北平预作长期停留,也大有亲自